我更加惊异，斜睨了他一眼。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以待”！我忽然明白了他那种乞丐似的苦笑的含义：他要的是我来跟他说话。我掏出烟点上，喷了一口。问他：

“你的申诉有结果吗？”

“去他妈的吧！”他一反常态，突然骂出了粗话。“还申诉什么？我现在真懊悔！你还不知道吗？北京又展开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了。先是从教育界开始的。你还没有这个经验？什么运动都是拿文化教育开刀，然后全面屠杀！”

“屠杀”！他居然也会用这个血淋淋的而又准确的动词！我不由得向他靠拢一点，免得他大声疾呼出来。

“还是你好，”他接着说，“打到最底层，干脆去劳改，戴上帽子，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希望了，心里也会觉得好过一些。象我：高不高、低不低地悬着，用胡萝卜加大棒对付我，到了最后才使我明白是一场空！你说这难受不难受？！我现在才懂得了他们发明的这个政治术语——‘挂’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让人上吊！”

多糟糕的境遇都会有人羡慕，这就是我们当代生活的特色！但他既然还认为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希望”，说明我一直在他面前伪装得很好，我也不必要现在突然跟他推心置腹。

“别这么想嘛，”我傻乎乎地说，“你还是立过功的呀！他们总会想得起你来的，会给你解决问题的。”

“呸！”他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人起了奇迹般的变化，与过去完全判若两人。他说，“什么立功，只有我这个傻瓜才会干这种事！他们把我知道的榨干了，让我把人得罪遍，就把我象豆饼一样扔到这儿不管了！”

羊群见牧人还不动身，一只只卧在地上，或是找个背风的角落在那里沉思。今天准备上山。早晨给它们喂了料，所以它们也不着急。有一只老羊用依恋的眼睛看着我，也许它还认得出我来？

周瑞成眉头打结，目光阴郁，尖嘴呶动着，陷入了回忆。

“你当我的日子好过？”他说，“从五一年忠诚坦白运动开始，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检举呀、揭发呀！原来是交给领导，后来是交给‘造反派’……我告诉你，检举人的人比被检举的人日子难过……”

“这我不同意！……”我急忙辩驳。在这问题上我不能装傻。

“你听我说，”他把手放在我拿烟的手上，我感到他的手在颤抖，“被检举的人只有在检举材料摊在他面前的那一刻才难受，可检举人的人自从写了检举材料那一刻开始就不舒服。我一次一次地写检举，这一辈子写了多少份检举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领导上知道我听话，了解的情况又多，总是叫我写、写、写！拿一次政治运动少说写五十份来算吧，我总写了有五百份了。每写了一份检举我的心理就感受到一份压力。老章，我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活泼得很呀，我好玩得很呀！什么二胡、手风琴、小提琴我全会拉，小号也能吹两下子，篮球场上总离不了我这个活跃分子，我还会跳交谊舞哩！可是，每写一份检举就削去我一分活力。我为了救自己，使自己能过个平平安安的日子，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最后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早知道，王八蛋才写那些材料！大不了还是落到这步田地……”

他的嘴角出现了一条斜向下巴的、如刀刻般的皱纹，坚决而残忍。他是在倾泻积愤，并不是要博取同情，但是我还是把手从他手下翻上来，握住他瘦削干燥的小手。“别这样想，那些都过去啦！”我说，“据我所知，有的人把别人诬陷了，送进监牢，甚至送到杀场，今天他还过得有滋有味得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