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却一点笑意没有，“现在我才发现，我们都被骗了……”

我抬头揶揄一句：“你发现得并不算早。”

“但我一旦发现就很……痛苦。我觉得那一段青春，再也不能返回的青春，被白白浪费了。我要控诉，我将告诉所有人，我的那段坎坷历史！”

我有点儿惊讶：“老羚羊，你不就在下面劳动了几年吗？”

“是啊，劳动！冬天我们改造荒滩，挖十几米深的土，把下面的土层翻上来。还有烧荒、砍柴，睡地铺……”

“当地人不也是这样干吗？”

“是啊，可是我们这些城里人谁见过这些。我们当时都有一颗火红的心，要建设新农村，学习贫下中农的……”

“学到了吗？”

他不再理我的话茬，继续下去：“反正我是太天真了。我们太激动，情绪高昂得很，过节都不回城。那时穿着旧军装，身上背一个搪瓷缸，扎一条白手巾，就这样到田里做活。后来，第一批回城的人有我，我却拒绝了。反正那时我一心想的就是在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那时候真想改变整个世界，洒尽一腔热血。我现在痛恨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幼稚和狂妄，我为丢失的那段青春而……痛苦。我现在正给这种残酷的生活来一个回顾，一个总结，还有最深刻的抨击……”

可惜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抨击早已经汗牛充栋了……我问起分手的这段时间他都在干些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不好，已经脱离工作岗位，大致算是病休，只拿很少一点工资，可见日子不会富裕。

他老婆听到了，这时跨进里屋：“他什么也不能干，病歪歪的，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他在想事儿，老跟我讲那帮人下乡时干了些什么，怎样唱歌，干活，中午吃窝窝，再不就会餐一顿，村里杀一口猪……他想得又苦又累，天天想。天哪，书还没有写就苦成了这样……”

看着他那因痛苦而变得格外衰老和丑陋的面孔，我真有点心凉。我发现他的所有痛苦都是依照世俗的要求适时而至的。类似的痛苦有人已经在电视和报刊上表达过一千次了。总之在他这儿仍然有吐不尽的委屈。我从他的痛苦当中听不到一点点真正属于个人的东西。我不愿就这个问题与他讨论下去。

他还在叹息：“那时候我多么年轻。我年轻的时候长得比现在好多了，村里的姑娘常送我一点儿什么小东西……”

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既然这样，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抬起眼睛，像受了惊似的瞪我。

我又问：“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到农村去干上几年，他的损失到底在哪儿？要这么撒了泼地控诉、一波接一波地控诉？”

“你难道在——在赞扬那个运动？”他抬起弯弯的食指，点着我的胸口。

我没有回答。我讲不清，只是觉得，我厌恶一切适时而至的痛苦。如果一个人的痛苦也总要合乎时宜，那么这种痛苦就一钱不值。我想在这个“思想者”面前听到一点新鲜的东西，可惜没有。倒有一股臭皮子的气味，这使我深深厌恶。当然，我不想也不会跑到另一个极端里去。但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老知青”。我想问的是：从那时到现在——从农村里回来到现在，你到底又干出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就我了解的而言，你什么也没干，除了回城安窝、找老婆、参加工作，再就是满腹牢骚。你靠骂自己的过去过日子，除此而外就什么都没有了。相反，我觉得面前这个人所经历的最辉煌的时期，倒是他葆有那种纯真和热情、今天又为他所猛烈攻击和控诉的那些日子。他这一套唬别人行，唬我就未免太过分了。在一些人的回忆中，那一段热腾腾的生活突然就变成了地狱般的折磨。果真如此，那些没有任何希望离开土地的人就算是打进了十八层地狱……“知青”撒在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故事说也说不完，悲凄的故事，幸运的故事，惨不忍睹和侥幸的王子，这一切都掺和在了一起。让我感到悲愤的是，我面前的这个人对于那段不能泯灭的回忆，对于那片土地，竟然没有了一点点感激。农村就算他的后妈吧，他也不该这么诅咒吧。

真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动议——恰恰由于这个动议太“伟大”了，也就足以把人逼疯。眼前的朋友不知怎么让我想到了小鹿的女友小阿苔——这个小家伙那一段日子竟然帮助自己的爷爷搞起了*，尔后又想根据这些材料搞一点什么“纪实文学”。我一开始不知道小阿苔的爷爷是谁，看了看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这个城市里顶有名的一个当权者。

这个人在那些年里可算是臭名远扬了。一个胖子，秃顶，肚子很大，外号“老瓜子”。他在六十年代初曾经借工作之便盖了好几幢别墅，他自己就长期占有一幢，而这与他的身份是远远不相称的。这个人失去了遏制，住宾馆奸污服务员，住疗养院就奸污护士。“*”起来了，这家伙理所当然地要被揪斗，挂牌子戴高帽……这个过程看起来和其他老干部没什么区别。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能有小阿苔这么一个小孙女，可真是天大的奇迹。小阿苔在做什么？如今她也在替这个流氓爷爷控诉了，把那些造反派骂得体无完肤，她爷爷俨然变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人物、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