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二辫子在崔家集是个著名的泼皮，除了正经事不干，别的事都干，越是不正道的事他越是干得欢实。这次通风报信，崔二辫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钱。这一条情报，他得到了三百块大洋。恰好是这三百块大洋暴露了他。前几日他同“维持会”崔会长和马篾匠推牌九，输了个精光。而不出三天，转眼之间就阔了，不仅还了赌债，还到斜河街的窑子里当了两天神仙。

在斜河街暗娼花枝子的厢房里，一条绳子捆翻了崔二辫子，带到了分区首长的面前。

什么证据都没有，只有从他家抄出来的二百多块大洋，问也只问一条，就问钱是从哪里来的。崔二辫子骇得魂飞天外，东扯葫芦西扯瓢，指天划地发誓赌咒，就是说不圆场。

梁必达和张普景横一条大板凳坐在上面，让情报科长伍连森拎一柄驳壳枪，崔二辫子每说一句假话，就朝他的裤裆下面开一枪。三枪一放，崔二辫子就像大病一场，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癞皮狗一般趴在地上，让他招的他招了，没让他招的他也招了。于是真相大白。情况已经明了，态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反日军“秋季攻势”的方案，是凹凸山军分区首长会同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远等人一起商定的，而且在营团干部会上发了预先号令，虽然具体的部署尚未明确，但是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对于分区首长的意图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如今一个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落入敌手，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小事。

紧急会议上，几位首长忧心忡忡，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咬噬着他们的神经。参谋长姜家湖提出：“李文彬的被俘，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原先想定的方案要不要改变，二是要不要跟友军通气。方案改变尚且来得及，可是万一……”

窦玉泉说：“情况是明摆着的，老李在敌人手里，而我们的……，我认为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计划。”

张普景问：“如果调整了计划，要不要跟刘汉英通气？”

窦玉泉说：“当然要通气，仗要靠两家一起打嘛。”

张普景说：“可是话怎么跟人家说呢？就说我们的一个同志落入敌手，我们信不过这个同志，我们认为他有变节投敌的可能，所以我们要调整部署？可是这话能跟他们说吗？这不是自己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吗？再说，老李现在情况不明，在敌人的魔掌里或许正在承受痛苦的摧残，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怀疑我们的同志的坚定性，这是不是太不相信同志了，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窦玉泉心情沉重地说：“这不是相信不相信同志的问题，战争是无情的。一个同志被俘了，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不做任何损害自己队伍的事情。这种可能当然是占主流的。可是，作为战斗的指挥者，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第二种可能。老梁，你是怎么想的？”

梁必达一直在面无表情地吸旱烟。对于李文彬，窦玉泉和张普景都比他熟悉，他想多听听窦、张二人的意见。吸了六七窝旱烟，梁必达的心里就有底了，但是他没有马上表态，只是同姜家湖交换了一下眼神，彼此心领神会。

梁必达说：“老姜你谈谈。”

姜家湖说：“李文彬同志被俘，反映了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的防奸保卫工作近期有松懈的迹象。事情虽然出在崔家集，但是其它地点有没有？有没有还没有暴露出来的奸细？

会不会还有其它的情报通过其它渠道被敌人掌握了？我看这些可能不能完全排除。仅仅从这个道理上讲，就有必要调整计划。第二，从李文彬被俘的过程来看，他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擅自行动才被敌人钻了空子。实话说，我对这个同志是有看法的，他虽然革命激情高昂，但是武装斗争经验不足。在勇敢方面也有欠缺。能不能经受得住敌人的拷打和引诱，不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能得出结论的。所以我同意窦副司令员的意见，一是调整部署，二是通报友军。”

张普景说：“这样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给老李判定为必然变节了。我还是不相信老李会变节，老李是个受党教育的老布尔什维克了，我相信他会保持一个革命者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