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地权”是民生主义。中国最多的老百姓是农民，民生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让他们有土地可种。所以三民主义主张核定地价，涨价归公。

比如，给地主的土地定价，1亩地10块大洋，100亩地就是1000块大洋，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增值，土地值钱了，一亩地涨到了100块大洋，你卖100亩地应该是10000块，但是自己只能得1000块，9000块归国家。国家拿了钱买地，然后分给农民。国家认为这个东西很好，不用花钱，地主能够保本，农民能够分到土地，是三全其美的事。

可地价是市场说了算，凭什么一亩地能，卖100我落10块，这个地我可以不卖，或者是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让你黄了。比如我想卖房，我的房是单位的房该房，当初花了两万块钱买的，现在是70平当米，1平方米1万，我应该卖70万，结果单位说了，我有优先权，我给你五万，你不能卖给别人，那我出租，一个月2000块，多租几年不就回来了。只要是私有存在，农民土地问题就解决不了。

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接受了科学的训练，以欧美学说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它系统化，具体化。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说明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军政是破坏时期，注重民族革命；训政是渡过时期，建设自治，促进民权，注重政治革命；宪政建设之首在民生，注重社会革命，三种革命代替欧美社会演进的三种过程。

革命敢死队

跟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劲给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不同，革命党人直接武装反抗，康有为所说的那些东西在今天一看似乎都很有道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族？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了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可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12次全国大选，没有一次乱套，民主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并非如康有为说的那般简单对应。

革命的理念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生根，特别是在留学生中。各地大小起事不断。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昊禄贞，回国后在湖北的新军中服役，利用职务之便，他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和几位向往革命的朋友在湖北省个地方的学校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他们组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冒充学术团体。他们收到消息，黄兴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叛乱，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黄兴在湖南的行动。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起义的时间定在慈禧太后的70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清廷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

1906年12月，同盟会员刘道一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1884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通宵英语，后随兄刘揆一参加革命。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事。起事失败，流亡日本，与秋瑾等在东京组织十人团。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干事。1906年，刘道一领导发动“萍浏醴起义”，义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湖南省的萍乡、浏阳、醴陵等地区。此次起义的规模很小，只有几百人左右的规模，很快就被清军镇压了下去。1906年12月，起义失败，刘道一在长沙被捕。审讯的时候，刘怒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死者死尔。”12月31日，被清政府杀害在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与后来的武昌起义的影响力相比，刘道一所领导的“萍浏醴起义”简直不值一提，但是，正是千万次这种小规模的反清起义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的燎原全国之势！当时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黄兴都很重视此次起义，对刘道一的英勇就义，感到惋惜和悲痛！纷纷写挽诗悼念刘道一。孙中山写的七律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