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更不应该强调人定胜天的思想，因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你如果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长城是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我们老祖宗很明智的，长城以北的地是不能耕种的，只能放牧，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呢，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哪还有草原，就因为耕地，我就不信我就种，种的结果是粮食不长，草也不长，变成荒漠了。北京干吗老刮沙尘暴，就是长城那边变成荒漠了。孟子说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人都要有规矩，何况自然。

战国时期庄子是继承了老子的道家学说。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者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能者多劳，智者多忧，蔬食者就是平头百姓，当官的是肉食者。古诗说：“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大概跟庄子的话是一个意思吧。

吓唬老百姓

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法家咱们讲过，商鞅就是法家，法家跟儒家的区别有三点：第一，法家认为历史向前发展，当代胜过古代，要进行改革，不能以先王之道，治当今之世，就是说别拿前年的内存条来跑今年的新游戏。从统治思想上看，儒家强调的是法先王，干什么事儿得学古代。所以中国古代最牛的帝王是尧^[yáo]、舜^[shùn]、禹^[yǔ]、汤、文、武，没有一个皇帝，敢说我比这哥六个还牛。你唐太宗也好，康熙大帝也好，他绝对不敢说，我比尧、舜、禹、汤、文、武牛，敢这么说的，那就是疯了。当然现在无所谓了，“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是现在。所以儒家是法先王，法家则是法后王的典型，它认为以后比现在要强，所以咱要经常不断地进行改革。可是中国古代改革总是困难重重，凡是进行改革的人最后一般都是迹近“奸臣”，商鞅还被五马分尸呢，五马分尸然后才六国一统呢，就是因为法家跟主流儒家思想违背了。得尊重祖宗，尊重祖宗的法度，所以天坛斋宫，很多地方皇帝宝座后面一块大匾，四个大字——敬天法祖。我们前面还提过一个提倡改革的人，管仲。管仲也是法家，法家一般不是很看重道德的作用，所以管仲说的话特别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别在那唱高调，吃饱了什么都明白，以此看来法家的源起可以追溯到管仲那个时候。

第二，主张以法为本。人类近代资产阶级提倡法治是制度的 “制”，强调制度的完善和不可触犯。法家强调的法治则是以法治国，治国的老百姓，国君不受。那法律本来就是皇帝制定的，比如说明太祖颁布圣旨：“朕有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我拥有天下之后，让老百姓都遵守礼法，光有礼法不行，他不听话就定律以绳顽。冥顽不灵的，绳之以法。皇帝冥顽不灵没关系，因为皇帝不会不听自己的话。贵族呢，贵族有免死金牌，凭什么有金牌呢（奥运会上你又没拿第一），因为我祖先有功啊！像清朝的法律里面，贵族犯罪有八议，你如果是贵族，你犯罪，你跟八议沾边的，就可以往下减刑。比如说议功，我们家祖先有功，所以应该死刑改无期了，议功、议贵、议亲……八议议完，走好吧您，无罪释放。这个在今天看来很荒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爸爸有功关你什么事儿？比如我爸爸志愿军烈士，我犯死罪了，该枪毙照样枪毙，不能因为我爸爸是烈士，我杀人就白杀。所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跟韩非子的法治还不一样，那时候的法治就是用来治老百姓的。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法家强调的是怎么治理老百姓怎么治国，法治。儒家强调德治，为政以德，强调仁政。法家强调轻罪重刑，不杀不刑无以树威，为了吓唬老百姓，让平民不敢作乱。第三，法家还有一个观点是要加强中央集权。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明显加强了中央集权。法家思想能够被秦王嬴政接受，能成为指导思想，就因为这几点：法后王主张变革，不拘泥于古代；他主张法治；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统治者当然喜欢它了，它这个东西好，对统治者有用，秦朝当然待见它。

要坚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