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把他拽回来。”我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海喜喜是个好人哩！”“我也没说他坏呀！”停了停，她脸上泛起不悦的表情，“你听，你眼里就没有我……”

“哎呀，这说得上吗？”我焦躁起来，“你知道海喜喜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些什么？”

“跟你说了些啥我咋知道？”她收拾着地上的盆盆罐罐，带着几分警惕的神情反问我，但一瞬间，又嘻嘻地笑起来，“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求婚？在她眼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庄严的事情，神圣的事情。我可能不懂得女人的复杂的微妙的心理。我总感到，她，比海喜喜和谢队长难理解得多。“他，他劝我……跟你结婚。”

我只好嗫嚅地说出来。但一经说出口，我才发觉，这句话完全不像我在路上想象的那样充满激情，那样富于诗意，那样罗曼蒂克，而是和一团豆腐渣一样，嚼在嘴里干巴无味，不但打动不了她，连我自己也没有被感动。

“他操的心还怪多的！”她虽不再像小猫似的警惕了，却换上了一副装模作样的冷淡。这使我惊愕不已：难道我想错了，难道她并不爱我？既然话已经出口，只能继续说下去。我又说：“在火车站上，谢队长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他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她倏地从地上站起来，腰肢挺得直直的，把洗干净的盆子往土台上放，决断地说，“咱们的事，不要人多嘴！我有我的主意。”

这场可笑的求婚是彻底地失败了。生活刚刚展示出另外一面，但倏忽即逝，一下子又翻转过来，仍然是严酷的、没有诗意的现实。我怎么也搞不清楚：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是出自爱情，还是风尘女子的那种轻狂的逢场作戏？我愣愣地站在门旁边：究竟是拂袖而去好？还是留在这里把她的“主意”搞明白？这时，门外又响起瘸子走路的那种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她急忙把我拨开，从我身后拿起顶门棍顶上门，随即偎在我的胸前，缩了缩脖子，伸了伸舌头，一脸调皮的微笑，和孩子捉迷藏一般静等着保管员来叫门。

“马缨花，马缨花，”保管员推了推门，接着压低嗓子又叫，“马缨花，马缨花……”

她没有立即回答，停了一会儿，才用懒洋洋的腔调问：“谁呀？”问完了，昂起脸朝我皱起鼻子笑了笑。

“我呀，马缨花，是我。”

“睡下啦！”她拖长声音说，她的声调和她的表情恰恰相反，“我困得很，要是还有营生，等我睡起来再干。”

“哎，不是叫你干活。你起来，羊圈靠西第三根柱子上头，我还给你藏着一副羊下水哩，你起去拿。”他给她东西，可那语气，倒仿佛是求她施舍给他一些东西似的。

“那好呀，”她又朝我做了个鬼脸，“等会儿我起去拿。”

保管员仍舍不得走，左右地□着脚，在门外磨蹭着。在他们隔着门对话的那一刻，我比上一次更加紧张。上次我和她之间还有一截距离，现在，她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一面调侃保管员，一面用手指头玩我棉袄上的扣子。虽然我为了要弄点吃的，曾经冒过许多次险，被人发现的可能性要比这次大得多，但这种充满暧昧意味的尴尬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不安得有点发冷。她朝我笑，朝我做鬼脸，我却笑不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好玩。恍恍惚惚地不知有多长时间，保管员才拖着一轻一重的步子怏怏地走了，门外再没有一点声息。

“嘻嘻！”她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把正面向着我，“那个傻熊还想打我主意哩！呆会儿我去拿，不吃白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