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吃完了，默默地坐在土坯凳子上听着。她轻悠悠的歌声，土房里温馨的宁静，尔舍沉睡的小鼾，油灯昏黄而柔和的光影，饭饱后的舒适，使我像进入梦中那样，有种酩酊的感觉。现实世界在我眼前都恍惚了，模糊了，幻化成七彩的彩虹。心仿佛一团被松开的海绵，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样，并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朝露。她唱的仍是“河湟花儿”。上行乐句常大幅度地急骤上升，反复作四度跳跃，形成２５６１２５的旋律线；下行乐句由高八度的５又急骤下降，形成５２１６５的旋律线。即使她唱的声音很轻，也带着高亢悠远的格调，表现出她所属的那个民族爽朗豪壮的性格和对爱情的雄奇热火的追求。从来没有一支歌曲，甚至是大型交响乐能如此直接地渗透进我的心，像注入填充剂一样，使我的个性坚挺起来。

“你不是唱诗歌的么？你也唱个我听听。”她带着好奇的微笑要求我，像孩子似的：我唱一个，你也要唱一个！

我跟她说，我不是“唱诗歌”的，而是“写诗”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让她明白什么是文学概论对“诗”的释义。在解释的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诗”。人民的创造一旦进入学院的殿堂，就会失去它纯真的朴拙，要想反璞归真，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我开始理解，诗人和作家为什么光到群众中去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和群众共命运，同感情。最后，我只好说，“诗”就是歌词儿；我写出的东西，她可以唱，但我并不会唱，只会念。

“那么你念个我听听。”她说，并摆出一副准备认真倾听的神情。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却不知念什么好。念什么？我蓦然发觉我过去发表的作品只能说是打油诗，都不适于带着感情来朗诵；有的可以说是感情充沛的诗，虽然是写给群众看的，但如果念出来，她肯定会莫名其妙。并且，我也不会朗诵。诗人不会朗诵，至多只能算半个诗人，甚至连半个也算不上。我惭愧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不可一世的浅薄。半晌，我选了李白一首最通俗易懂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她坐在炕上，似乎也为之所动，但旋即嘻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笑得前仰后合，倒在炕上。

“哎哟！笑死喽！笑死喽！……啥‘地上霜’、‘地上霜’！”她又翻身坐起，脸朝着我，嘴大张大合地，在灯下学我说“霜”字时的口形：“霜——霜——，……”

原来，她的语音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说汉语“霜”字靠舌尖吸气，口只略微一张就行，我说“霜”时要送气，口要张开，连下颚也动弹了。

“这个不好，”她说，“念个别的。”

我念李白的诗，心情是悒郁的，声调有几分伤感。李白尚能“思故乡”，而我连故乡也没有。人事档案上的那个籍贯，不过是祖籍，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妈妈在北京也是客居在别人家里。我体会到，痛苦的不是“思故乡”，而是无故乡可思。此时此刻，我那种无家可归的飘零感和失去了根系的植物似的蔫萎状，却应该用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来表达才合适。而她嬉皮笑脸的怪模样，即刻把我的满怀愁绪一扫而空，使我破涕为笑。我看出来她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就是体贴入微的“柔情”，是什么“披肩”也“覆盖”不住的。我感激地看着她，心头突然跳出来李煜的一句词：“斜倚牙床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但我赶紧勒住了我的心猿意马。

因为在雪夜，我想起了卢纶的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