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继原说：这还没完呢，小马长到新二岁，还没脱离危险期，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马驹要长到三岁以后，才勉强可以对付狼。可是遇到群狼饿狼，可能还是顶不住。你说我们马倌有多难？像野人一样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只能保下百分之三四十的马驹子，要是稍稍马虎一点，这一年就全白干了。

陈阵无语，开始动手擀包子皮儿。

张继原洗了手，帮陈阵包包子，一边说：可是再苦再累，也不能没有狼。巴图说，要是没有狼群，马群的质量就会下降。没有狼，马就会变懒变胖，跑不动了。在世界上，蒙古马本来就矮小，要是再没了速度和耐力，蒙古马就卖不出好价钱，军队骑兵部队不敢用来当战马了。还有，要是没有狼，马群发展就太快。你想想，一群马一年增加一百几十匹马驹，假如马驹大部分都能活下来，一群马一年就增加百分之二三十，再加上每年新增加的达到生育年龄的小母马，马驹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这样三四年下来，一群马的数量就会翻一番。一般情况下，马要长到四五岁才能卖，那么大批四五岁以下的马就只能养着。而马群是最毁草场的牲口，乌力吉说，除了黄鼠野兔，马群是草场最大的破坏分子。蒙古马食量大，一匹马一年要吃掉几十只上百只羊的草量。现在牧民都嫌马群抢牛羊的草场，如果全场的马群不加控制地敞开发展，那么用不了多少年，牛羊就该没草吃了，额仑草原就会逐渐沙化……

陈阵用擀面杖敲了一下案板：这么说，草原牧民是利用狼群来给马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马群的数量，同时达到提高或保持蒙古马质量的目标？

张继原说：那当然。草原人其实是运用了草原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不像汉人喜欢走极端，鼓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草原人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

陈阵说：不过，这种平衡控制真叫残酷。春天马倌们掏狼崽，一掏就是十几窝几十窝，一杀就是一两百。但就是不掏光杀绝；到夏天，狼群反过来，掏杀马驹子，一杀就是百分之七八十，但马倌就是不让狼杀百分之一百。平衡控制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而控制平衡就要靠牧民毫不松懈的战斗。这种中庸比汉族的“中庸”更具有战斗性，也更接近真理。

张继原说：现在一帮农区来的干部，一直在草原上瞎指挥，拼命发展数量，数量！数量！最后肯定“一举多失”：狼没了，蒙古马没人要了，内蒙大草原黄沙滚滚了，牛羊饿死了，咱们也可以回北京了……

陈阵说：你做美梦吧，北京在历史上不知道让草原骑兵攻下过多少回，当了多少次草原民族政权的首都。北京连草原骑兵都挡不住，哪还能挡住比草原骑兵能量大亿万倍的沙尘“黄祸”？

张继原说：那咱们就管不着，也管不了了。亿万农民拼命生，拼命垦，一年生出一个省的人口，那么多的过剩人口要冲进草原，谁能拦得住？

陈阵叹道：正是拦不住，心里才着急啊。中国儒家本质上是一个迎合农耕皇帝和小农的精神体系。皇帝是个大富农，而中国农民的一家之主是个小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水可载舟，又可覆舟”。谁不顺应农耕人口汪洋大海的潮流，谁就将被大水“覆舟”，遭灭顶之灾。农耕土壤，只出皇帝，不出共和。“水可载舟，又可覆舟”实际上是“农可载帝，又可覆帝”，载来覆去，还是皇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口一过剩就造反，杀减了人口，换了皇帝，再继续生，周而复始原地打转。虽然在农耕文明的上升阶段，君民上下齐心以农为本，是螺旋上升的进步力量，但一过巅峰，这种力量就成为螺旋下降，绞杀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打草机……

张继原连连点头。他撮来干牛粪，点火架锅，包子上了笼屉。两人围着夏季泥炉，耐心地等着包子蒸熟，谈兴愈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