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一直开到中午一点四十分左右才结束。

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也没有人提出休息和吃饭的事情。

李高成在会上的表态性发言仅仅只有十分钟，却极大地影响了会场上的气氛。

李高成一说完，杨诚马上表态完全同意李高成的看法和观点。

两个人的意见一统一，会场上立刻就热烈了起来。人们竞相发言，有激烈的，也有稳妥的；有偏激的，也有保守的。但大的方面基本上都一致，那就是必须下大决心，尽快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尽管大部分人的发言也都还是老一套，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中纺为例，真正找到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规律性；什么工人有工人的想法，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对两方都应该正确对待、正确理解；什么解决问题应该本着发展企业、扭转困境的目的，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一下去就让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就认定他们有这有那的问题，既要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要保证企业领导的合法权益……等等等等。然而不管怎样，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表现得非常关心，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

会场上一冷一热，气氛的反差如此之大，让李高成深感意外。不过渐渐的他也就有些明白了，这一切的变化也许还是因为那个电话的作用。他接了电话一回来就表态，市委书记也一样急急跟着表态，极可能就是那个电话的效力，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电话肯定不会是一般人打来的。

于是人们也就笃定地认为，一定是某个领导来了指示，所以才让两个领导有了这样的变化。

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一致了，大家自然也就没什么可顾虑了。领导的意图明确了，大家也就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于是会场的气氛自然而然地就热烈了起来。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李高成的心态却始终是悲哀的，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这些人都怎么了？那种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都到哪儿去了？一个数万人的企业连工资也发不了，他们心里好像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然而某个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某个领导的一个什么意思，却能让他们整日放在心上，一刻也不敢放松，一刻也不敢怠懈。数万人的生死存亡好像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然而一个领导的态度却可以决定他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是为了领导？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好像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于是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迟钝了、麻木了。

如果连这个也颠倒了，连这个也分不清，连这个也可以麻木不仁、依违两可，那么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你们的所作所为又还有什么意义？

李高成突然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真正做到民主、公正、道义、平等、公开、透明、正直、正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他又想到了中纺老厂长原明亮的那句话：

“我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尤其是像咱们现在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如果领导干部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那么，我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