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做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