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龙虾有龙虾的哲学，对于征服者，它固然是一只煮熟了的弯腰哈背的龙虾，对于其他的人，却是一只须髯怒张、瞪眼竖眉的活虾了。对于征服者叩头屈膝、鞠躬尽瘁一番，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同样都是战败国的宋朝使节，也要让他张了黄幄，在金殿上受辽臣之贺，还要他这个德高望重的美髯公向他跪拜叩首，这却使他感到十分不公平了，他不免又要在心里骂一声“无知黄口”。

气愤、不平还是小事，令他日夜悬心，十分害怕的是。一旦大金皇帝真的践约把燕京城以及附郭割还给宋朝了，叫他左企弓怎么办？他左氏家族，树大根深，久已习惯了燕地生活，还有良田千顷，都是燕京近郊的膏腴之地。要跟大金皇帝北迁，到那苦寒穷瘠的会宁府去，自己先不愿意。如果大金皇帝一时慷慨，把他当作燕京城的附着物，连城带人一齐移交给宋朝，那就更加危险了。他深恐落到宋人手里，特别碰到马扩这样深明他的底细的人，一旦行遣，就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左思右想，要跟着走或留下来，这两条路都行不通。

像左企弓这样一个处世哲学非常现实，而又屡经风险。在宦场斗争中积有丰富经验的老官僚，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是十分清楚的。他虽然老态龙钟，头脑却并不颟顸。

与大金朝的诸位郎君们厮混了半个多月，多少了解了一点他们的真心实意以后，他就动足脑筋，壮了胆子，一手拿着从街头撕下来的安民告示，一手拿着他精心结构的献策，匍匐往见大金皇帝。献策的后面，还附有一首律诗，最后的两句是：“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河山一寸金。”

就诗论诗，这两句确实有点道理，不愧是好句。可笑的是这两句好诗恰恰出于早已把自己的民族灵魂出卖给契丹贵族，现在又想把这座燕京城从契丹贵族手里稗贩给女真贵族的卖国专家左企弓的手里。这说明做诗、写文章与行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相信“言为心声”的人未免是太老实了。

但就达到他个人目的而言，这首诗可算是献得十分及时、十分讨好。这不仅因为它投了阿骨打之所好，更重要的是它为阿骨打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旧辽的军民大臣只愿臣服大金朝，不愿让燕京城交还给宋朝。大金皇帝应天顺人，既然旧辽军民不肯交还燕京，他怎肯做这等违拂人情、物议的蠢事？其实阿骨打本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代替旧辽军民说话，用不着左企弓献诗后才想到这一层。把统治者的意志说成是臣民们的意志，这原是略具政治技巧的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办法，但对于草创朝廷不久，还没有进化到这种文明程度的完颜阿骨打来说，这确是个新鲜玩意儿。左企弓的献诗，启迪了阿骨打的睿智。他顿时对左企弓另眼看待，唤左右赐一个锦墩与他，要他按照这一层意思，当殿拟一道告示，复贴在马扩的告示上。表示大金皇帝按受旧辽军民的恳求，无意撤退军队，割让城池。他以此作为向宋朝示意的一个试探球。

这个消息很快就通过宣抚司传到东京朝廷，它对于正在做着接收燕京的黄粱美梦的宣和君臣，不啻是当头一棒，把他们打得目瞪口呆，晕头转向。把一座热热闹闹、正在筹备庆贺大典的东京城，顿时卷进到一殿冰冷的寒流中去。

用兵是势所不能的，只好再派人去哀求。赵良嗣、马扩都是原经手人，当然非去不可。朝廷还怕他们的地位不高，说话不能取信于金人，又特别加派了官家的侍从大臣周武仲与赵良嗣分别担任国信使副、派马扩为计议使，要他们不惜重赂厚遗，务必要把燕京城拿回来，给朝廷挽回一点面子。

上次还算是协商借兵，这一次是真正的哀求了，哀求他们撤兵让地。这当然又是一次十分艰苦、异常屈辱的旷日持久的谈判。可以想象，大虫已经吞进一块肥肉，正在细细咀嚼品味它的美味，要从它的喉咙口掏出这块肥肉来，这是何等艰苦的谈判！阿骨打这次又退居幕后，连斡离不也不好意思露面了。谈判的主要代表是兀室，他一口咬定旧辽的军民大臣不愿金朝交割燕京，大金皇帝怎能违天逆人，沮丧他们向化之心？既有实力地位做他的后盾，又有应天顺人为他的借口，道理总是在他的一边，说话偶然“梢”一次“空”。又有什么大不了！

幸而恰巧是金方自己提出来的理由，发生了一点纰漏，这才使得谈判稍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