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缺乏知识而是缺乏常识的问题了。权威者怜悯地笑起来，显然笑他太幼稚了。

“童太师真的去了还不是摆摆样子！火热的出笼馒头，谁拿到手，谁就先吃了。小种经略相公又不是傻瓜，难道拿着馒头，等人家来抢着吃不成？你老兄真是太老实了。”他一番教育以后，马上意识到这最后的一个用词是要引起严厉的反应的——谁都明白，“老实”就是“傻瓜”的代名词，他连忙扯着他的袍袖，用亲密的口吻来缓和那种严厉性说道，“小种经略相公昨夜进燕京城的消息，俺是从梁太监的门下打听得来的，千真万确。俺只告诉你老兄一个人，千万不要向外传，一旦追根查究起来，说俺泄露了军事机密，可吃不了兜着走呀！”

权威者说得如此肯定，既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分析，消息还是从很有来头的处所得来，终于使得顽石点头了。事实上“瓒”只不过“瓒”了一点而已，他决非白痴，也不是低能儿。一旦省悟过来，他立刻拔脚飞奔，把收复燕京城了讫，外加活捉天祚帝、天祚皇后的火热消息告诉他碰到的任何人，不管生张熟魏。还说这个消息是大有来头的，你们听了休得往外传，免得追根查究起来，叫俺吃不了兜着走。他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使自己摆脱而让别人去坐上“瓒”的宝位。

极大的荣誉和极大的耻辱一样，两者似乎都只有一个名额、一个席次。有人对号入座了，别人就失去问津的机会。因此这位老兄自己摆脱了“瓒”的宝座，心里还不够踏实，必须找一个替死鬼，把他揿上了这个荣誉席，才好让自己放心。凡是使用过这条“金蝉脱壳”之计，把已经或者可能落在自己头上的灾祸转嫁给别人的人，对此一定是深有体会的。

东京人就是以这样一种神速的速度进军，一夜之间就打进燕京城，活捉天祚帝。东京街道上不断流传着这种开胃沁脾的马路新闻，有时还震动了当局者。有一天，开封尹盛章夤夜去访王太宰，要他证实已经流传了一天的辽帝降表已到的消息是否属实。

在那天中，王黼已从五、六处地方听到同样的消息，自己也疑惑不定起来，几番派人去政事堂坐待捷报。

一切谣言，凡是特别符合当局者的主观愿望的，或者恰巧是它的反面，都特别容易流行。

人人抱着同样的心理，把胜利看成为走到大门口去拾取一个被谁偶然遗落在地上的钱包，如果此刻还没捡到手，停会儿可总要捡到的，反正它逃不了。精于打算盘的商人已经采办、垄断了大批爆竹、焰火、绢花、灯彩等用以庆祝胜利的消耗物资，准备发一笔大财。相信自己官运亨通的官儿们预料到捷报到来之日，皇恩普降，雨露均霑，肯定要晋官三级。万事乐观的市民们想到那个快活日子里，大家又可以狂欢一个月，可以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鲜节目，也不禁为之心花怒放。

人人都不愿做“瓒”，人人都要走到时间和事实的前面，把胜利的消息尽快地抢到手。从某个角度来说，东京人是属于一种脆弱的民族，他们对于流言蜚语、造谣惑众、细菌病毒以及任何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攻击都缺少抵抗力，如果他们还没有被真正的战争锻炼得更加沉着，更加刚毅的话。

在胜利的瘟疫席卷全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感染，除非是受过战争锻炼的刘锜、马扩这样的真正的军人才具有免疫力。刘锜、马扩都是主战派，既然主战，就希望胜利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但是胜利必须来源于切切实实地为它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盲目地乐观，轻率地估计，或者虚矫侈言，哗众取宠。

刘锜、马扩凭着军人的直觉，加上近来不断获得的资料，推断这将要来的战争是一场激烈、紧张的鏖战。这场鏖战又因为当局者的种种荒谬措施，而增加其艰苦性。它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军事游戏，华而不实的“勒兵巡边”。胜利要靠战士们双手打出来的，虚声恫吓，或者空发一通议论，或者写两篇文章都不能代替它。他们还像当年在西军时憎恶“从东京来的耗子们”一样憎恶经抚房的文官和宣抚司的僚属们（不幸的是马扩本人不久也将成为他们的同僚）。文官和幕僚们凭着一时即兴，对战局作出种种乐观的预言，大发议论，上万言书，到处制造舆论，这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跟他们遭到一点挫折时，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表现为极度的悲观失望一样。没有这些空论，不写几篇官样文章，他们又靠什么来糊口、发财、升大官？空论多原来就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但是朝廷根据这些空论来制定国策，并且在有意无意间造成许多人的轻敌心理，使我军处于骄兵，使敌军处于哀兵的地位，没有作战以前，就酝酿不利于作战的消极因素，这就为害非浅了。

瘟疫越流行，马扩、刘锜也越担心。使他们担心的除了上述种种理由外，还有最近马政从前线寄来的一封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