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应丰

《书林》编辑部要我谈谈写作《将军吟》的体会，我不知从何说起。在清理过去的旧书时，由一种现象产生出一番联想。

前几年，我经常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新书，有的翻一翻，有的没有动。那些书全都打上了年代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只要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口号，便知道写成于哪一年。如今一见那些口号就反感，无论书中有些什么内容，也只好闭眼扔进化纸炉。作者和编辑的心血岂不白费了？仅是纸张的浪费也令人痛心。我自己在“四人帮”垮台前夕也出版过一本小说，虽然在书架上勉强放了两年，甚至曾考虑过修改重版，但终因时过境迁，难以救活，任其碾作尘泥了。那本书叫《小兵闯大山》，用去了我一些宝贵的生活素材，至今想来，犹感惋惜。

我也间或写一点短篇，不久前在收编成集的时候，发现有些篇味儿不对了。一般地说，我还不算是很爱赶时髦的人，没有写过变幻无常的“路线斗争”，也不曾写“走资派”之类。凡被我认为是短命的题材，我是不轻易去碰的。尽管如此，仍旧有些作品短命。

《将军吟》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写成于1976年春夏，出版于1980年6月。至今又过去近两年了，仍不觉得过时。当然，一部长篇小说，出版还不到两年，绝对不能算是长命的。但考虑到从写出初稿至今，六年时间内，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文坛风雨又是何其多！《将军吟》却不受这些影响，也算是难得了。

有趣的是，《将军吟》初稿写成后，一直密藏在朋友家里。过了两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从广播里听了全会公报，惊喜地发现，《将军吟》初稿对“文化革命”的认识正好与公报的总精神相符；于是决定，立刻将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巧合吗？确实是太巧了。我事后分析造成这种巧合的原因时发现，透过偶然的现象，能找到必然的根由。

在“四人帮”肆虐横行的那些年月，我们从事文艺创作的人，被当成鹰犬和传声筒使用，不许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不许正视触目惊心的生活现实，不许有健全的头脑和正常的思维。我当时深感人格受辱，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为什么不去干点别的事？一个人如果发现自己的行为没有意义或有害于人、无利于己，就不会继续干下去。我正是从觉醒中甩袖而离开当时文场的。谈起创作，我有点玩世不恭。找我约稿，我就说：“你从哪里打听到我会写什么东西？”实际上，我既不是完全不懂，也不是对创作没有感情。自从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小说以来，总想显一显身手。可是，怎样干才是值得的呢？我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作家的职责到底是什么。作家对于时代，应该是一面镜子；作家对于读者，应该是一个良友；作家对于妖孽，应该是一把尖刀；作家对干明天，应该是一只雄鸡。江湖骗子和为虎作怅的人，难道能留下什么好东西吗？糊里糊涂，行为盲目，也很难设想能胜任人民的重托。于是我想干一点本来应干的事情，按照应尽的职责来干。这个职业是高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亘古以来，有多少舞文弄墨的人曾经遭遇不幸？又想干这一行，又要绝对保险，恐伯也难做到。除非你不打算尽职，既要尽职，便不能算好了命再来。我就是这样决定按真实面貌来描写“文化革命”的。真实就是科学。科学是真正的硬汉子，它不屈服于任何邪恶势力。“四人帮”拼死挣扎，想叫历史朝着反科学的方向发展，终归惨败。历史是按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我写《将军吟》也基本上是抱着科学态度的，所以就发生了巧合。看起来是巧，其实全在规律中。哪怕历史一时走了弯路，大方向总是不会变的，这种巧合迟早会发生。

怎样才能写得真实？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有不同的真实标准。我们都是那场运动的参加者，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具体的角色。每人看到的事实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是非观；每人所处的地位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好恶感。我知道自己的眼界十分有限，而要从事创作，眼界是不能过于狭窄的。胸怀要容得下更大的世界才好。我从1972年开始，就对亲身经历过的那场运动从正面、反面和侧面进行回忆与思考，也从正面、反面和侧面重新认识记忆中的种种人物。横观全国的大局，纵观历史的由来和趋向，谨慎地寻找我所要写的主题，坚定写作的信心。我经常提醒自己，要尽可能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想起过去的幼稚举动来，经常觉得好笑；想起那时曾经爱过的、恨过的、景仰过的、同情过的种种人物来，他们的形象都变得复杂些、全面些了。有时为彭其着想，有时又为江醉章着想，有时假定自己是陈镜泉，会怎么样？像范子愚那样的人，他自己死于并不明白中，活着的人们应怎样看待他？胡连生是可爱的，但他这类人物的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我把那些人物一个个搬到历史的和时代的透视镜面前，反复照射、查看，像严肃的医生一样，做出尽可能准确的诊断。好在时间充裕，从开始产生想法到写完初稿，经历了五个年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达到真实。我想，越是接近真实，作品的生命力就越强。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经验记在心里。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生活熟悉的程度，跟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关系。我过去写过剧本，经常失败。我往往把失败的原因归于技巧不熟，经验不足，甚至怨天尤人。在困境中，我也想过，哪回要是能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不知会怎样。但在写《将军吟》以前，哪怕再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使人觉得是假的。那是因为受着种种框框的约束，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生活被歪曲了。我从来痛恨“四人帮”那套文化专制教条。放开手脚，依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大胆写一回，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但是，我发现有些歪曲生活的搞法，已成了习惯，从构思开始，就总是有一个幽灵在左右徘徊。我不断在自己脑子里敲警钟：往意！照生活的真实面貌来写。为达此目的，我力求给每一个人物找到具体的模特儿。有许多章节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尽可能照原样写进去。在我读过的小说里，似乎没有见过描写一个领导干部作报告、并把长篇大论的报告内容正面写出来的搞法。谁都知道，作报告是一件枯燥无味的事，聪明的作者是要尽量避开不写的。而我在生活中，确实听过一个极端生动感人的长篇报告，事过好几年了，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难道不能打破禁忌写一回试试吗？我听说有的高明的国画家，为使自己的作品构图奇特，故意违反常识，先造成险局，然后从险局中解脱出来，一旦成功，令人惊叹。我仗着确有生活依据，也给自己造了一险，正面描写彭其在文工团作报告。这就是第十四章《老人心》。现在，这个有点特色的章节，常常得到一些好评。其实我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技巧使我获得成功，而是由干它真正来自生活。就整个作品而言，《将军吟》是我所有作品中生活依据最充足的一部。它所以高出于其他，忠实于生活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有人说，《将军吟》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文革”动乱时期的一段生活，这个评价无疑对我是一个鼓舞。冷静地想，它的真实程度到底如何呢？我希望它在无情的时间面前继续经受检验。

感谢前人教给我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