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头浮起来了。

表露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留在文汇报社的四个专业人员与胡锡涛先生之间已经互不理睬，胡锡涛先生独自埋头去写一篇叫《评斯坦尼体系》的文章了。

我的《关于“从自我出发”》一文的被“枪毙”，纯属必然。不要说胡锡涛先生，即便换了全国任何一家报刊，在当时也不可能发表这样的文章。我非常喜欢斯坦尼的表演理论体系，但因为已经接触过布莱希特的理论体系和中国戏曲的表演美学，认为一个演员仅仅“从自我出发”来表演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生活出发，从表演形态出发，文章主要写了这个问题。

我写这么一篇明知要“枪毙”的文章，不是勇敢，也不是反抗，而是对即将永别的文化话语的一次告别性沈醉。小王师傅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碰这些东西了，因此故意再碰一下。

碰完，我还想碰点别的，就到报社的资料室去找书。没想到这个资料室因为天天开放，清理得特别干净，连一本可读的书都没有。两位楚楚动人的小姐，管着一大堆剪报。

想到很快就要失去阅读的权利，我狠狠心，干脆把今后最不可能再碰的英文书拿了出来。这稍稍需要有一点勇气了，因为据报纸公布，北京航空学院一个学生不积极参加“文革”而一心背外语，被取消了“毕业”资格。我故意在一片口号声中读英文，当着胡锡涛先生的面读英文，在一辈子下乡的前夕读英文，确实有点“表演”。按照当代的说法，有点“作秀”。但只有我内心知道，这是一个决绝和无望的文化祭奠仪式。窗外，是百年外滩。

其实，胡锡涛先生当时在文化思想上虽然挺左，在人品上却是一个仗义君子。例如，我们几个专业人员的召集人王亚仑先生，也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个进修班的毕业生，当时下放在一家工厂，他班里有一个叫何西明的同学，来自边远地区的小剧团，剧团领导苦苦积蓄多年，凑成一笔款子，叫何西明到上海来买舞台灯光设备，没想到他掂着这笔款子一进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即永安公司），就被小偷摸走了。他是一个工薪极低的人，一辈子也赔不起，更觉得无法向剧团交代，居然要上吊自尽，被人发现后救起。我们从王亚仑先生处闻知此事后，决定集体签名给何西明所在地区的各级领导机关写信，以证人的身份请求由政府免除赔偿。做这些事，胡锡涛先生特别起劲，他并不认识何西明，但每次签名都带头，还到报社的各个编辑室征求签名，因为当时《文汇报》有名，容易获得外地领导的信任。这事后来终于给我们办成了，何西明深表感谢，然后天天在他失窃的柜台前抓小偷，一连抓了十来个。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