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它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它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迭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０００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