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的红萝卜》写在《枯河》之。此文以纯粹的"童年视角"为批评家所称道，为我带来了声誉，但这一切，均于无意中完成，写作时根本没想到什么视角，只想到我在铁匠炉边度过的六十个日日夜。文中那些神奇的意象、古怪的感觉，盖源于我那段奇特经。畸形的心灵必然会使生活变形，所以在文中，红萝卜是透明的，火车是匍匐的怪兽，头发丝儿落地訇然有声，姑娘的围巾是燃烧的火苗……

将自己的故乡经历融会到小说中去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水上勉的《雪孩儿》、《雁寺》，福克纳的《熊》、川端康成的《雪国》，劳伦斯的《母亲与情人》……这些作品里，都清晰地浮现着作家的影。

一个作家难以逃脱自己的经历，而最难逃脱的是故乡经。有时候，即便是非故乡的经历，也被移植到故乡经历。

七、故乡的风景

风景描写——环境描写——地理环境、自然植被、人文风俗、饮食起居等等诸如此类的描写，是近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即便是继承中国传统小说写法的"山药蛋"鼻祖赵树理的小说，也还是有一定比例的风景描。当你构思了一个故事，最方便的写法是把这故事发生的环境放在你的故。孙犁在荷花淀里，老舍在小羊圈胡同里，沈从文在凤凰城里，马尔克斯在马孔多，乔伊斯在都柏林，我当然是在高密东北。

现代小说的所谓气氛，实则是由主观性的、感觉化的风景——环境描写制造出来。巴尔扎克式的照相式的繁琐描写已被当代的小说家所抛。在当代小说家笔下，大自然是有灵魂的，一切都是通灵的，而这万物通灵的感受主要是依赖着童年的故乡培育发展起来。用最通俗的说法是：写你熟悉的东。

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物放到甘蔗林里去，我只能把我的人物放到高粱地。因为我很多次地经历过高粱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我闭着眼睛就能想到高粱是怎样一天天长成。我不但知道高粱的味道，甚至知道高粱的思。马尔克斯是世界级大作家，但他写不了高粱地，他只能写他的香蕉林，因为高粱地是我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反抗任何侵入者，就像当年反抗日本侵略者一。同样，我也绝对不敢去写拉丁美洲的热带雨林，那不是我的故。回到了故乡我如鱼得水，离开了故乡我举步艰。

我在《枯河》里写了故乡的河流，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了故乡的桥洞和黄麻地，在《欢乐》里写了故乡的学校和池塘，在《白棉花》里写了故乡的棉田和棉花加工厂，在《球状闪电》中写了故乡的草甸子和芦苇地，在《爆炸》中写了故乡的卫生院和打麦场，在《金发婴儿》中写了故乡的道路和小酒店，在《老枪》中写了故乡的梨园和洼地，在《白狗秋千架》中写了故乡的白狗和桥头，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写了故乡的大蒜和槐林，尽管这个故事是取材于震惊全国的"苍山蒜苔事件"，但我却把它搬到了高密东北乡，因为我脑子里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村庄，才可能得心应手地调度我的人。

故乡的风景之所以富有灵性、魅力无穷，主要的原因是故乡的风景里有童。我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写一个大桥洞，写得那么高大、神奇，但当我陪着几个摄影师重返故乡去拍摄这个桥洞时，不但摄影师们感到失望，连我自己也感到惊。毫无疑问眼前的桥洞还是当年的那个桥洞，但留在我脑海里的高大宏伟、甚至带着几分庄严的感觉不知跑到哪里去。眼前的桥洞又矮又小，伸手即可触摸洞。桥洞还是那个桥洞，但我已不是当年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在《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确运用了童年视。文中的景物都是故乡的童年印象，是变形的、童话化了的，小说的浓厚的童话色彩赖此产。

八、故乡的人物

1988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高密东北乡的一间仓库里写作时，一个衣衫褴缕的老人走进了我的房。他叫王文义，按辈分我该叫他。我慌忙起身让座、敬。他抽着烟、不高兴地问："听说你把我写到书里去了？"我急忙解释，说那是一时的糊涂，现在已经改了，云。老人抽了一支烟，便走。我独坐桌前、沉思良。我的确把这个王文义写进了小说《红高粱》，当然有所改。王文义当过八路，在一次战斗中，耳朵受了伤，他扔掉大枪，捂着头跑回来，大声哭叫着："连长，连长，我的头没有了……"连长踢了他一脚，骂道："混蛋，没有头还能说话!你的枪呢？"王文义说："扔到壕沟里。"连长骂了几句，又冒着弹雨冲上去，把那枝大枪摸回。这件事在故乡是当笑话讲的，王文义也供认不。别人嘲笑他胆小时，他总是。

我写《红高粱》时，自然地想到了王文义，想到了他的模样、声音、表情，他所经历的那场战斗，也仿佛在我眼。我原想换一个名字，叫王三王四什么的，但一换名字，那些有声有色的画面便不见。可见在某种情况下，名字并不仅仅是个符号，而是一个生命的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