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证明哑巴挂狗头卖人肉的传闻终究是传闻。他并没有被有关部门用麻绳五花大绑了去。我的脚好之后在河堤上逢到过他，依然是蠢而且凶的样子，依然是挑着两只瓦盆卖他的狗肉，依然有许多人买他的狗肉下酒，似乎也不怕从那肉冻里吃出一片脚指甲，传闻也就消逝。但不久哑巴却让他自己手上的骈指消失了，有说是去医院切掉了的，有说是他自己用菜刀剁去的。传闻又起，说他的骈指就掉进了狗肉汤里，与狗肉冻在了一起。一联想又是恶心，但也没让他的生意倒闭，吃狗肉的人照吃不误，似乎也不怕把那根骈指吃出来。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起来，饿死人的事情几乎没有了，野狗日渐少而家狗渐渐多，但卖狗肉的依然是哑巴一人。即便"文革"中横扫了一切，哑巴的狗肉买卖也照做不误。人人都知道卖狗肉收入丰厚，远远胜过在大寨田里战天斗地，但也只能眼热而已。哑巴卖狗肉，既是历史，又像是特权。他是残疾人，出身赤贫，根红苗正，即便不劳动，生产队里也得分给他粮草。他杀狗卖肉，自食其力，既为有钱的人民提供了蛋白质，又为生产队减轻了负担，正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其实，即使是在"文革"那种万民噤口、万人谨行的时期，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庙堂，还是有人可以口无遮拦、行无拘谨，这些人是傻子、光棍或者是装疯卖傻扮光棍。譬^[pì]如"文革"初期，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不是像过去那样问答，"吃了吗？——吃了"，而是将一些口号断成两截，问者喊上半截，答者喊下半截。譬如问者喊："毛主席——"，答者就要喊："万岁!"一个革命的女红卫兵遇到我们村的傻子，大声喊叫："毛主席——"，傻子恼怒地回答："操你妈!"女红卫兵揪住傻子不放，村子里的革委会主任说："他是个傻子!"于是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在"文革"中的一个大雪纷飞之夜，曾替一拨聚集在一起搞革命工作的人们去哑巴家里买过狗肉。天冷得很，雪白得很，路难走得很，有一只孤独的狗在遥远的地方里哀鸣着。我的心中涌起了很多怕，涌起了怕被吃掉的恐惧——这又是在玩深沉了。

就像一棵树——哪怕是一棵歪脖子树——只要不刨了它的根它就要长大——哪怕是弯弯曲曲的——一样，我这个很败的类也渐渐由少年而青年。那岁月正是鲁迅被当成敲门砖头砸得一道道山门震天价响的时候。那时的书，除了"毛选"之外，还大量地流行着白皮的、薄薄的鲁迅著作的小册子，价钱是一毛多钱一本。我买了十几本。这十几本小册子标志着我读鲁的第二个阶段。这时候识字多了些，理解能力强了些，读出来的意思自然也多了些。于是就知道了选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少年闰土》原是《故乡》的一部分，而且还知道被选进中学课本的《社戏》删去了对京戏的一些大不敬的议论。可见被断章取义连鲁迅也要承受的，我的拙作被那些刀斧手们切割成一块块地悬挂起来招蝇生蛆就没有什么理由值得愤愤不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