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谁也没听过这样的广播。有什么事直接说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等到下午两点？我们班长毕竟是老兵，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他的脸顿时就严肃起来。他盯着那参谋的小瘦脸，低声问：会有什么事呢？会有什么事？参谋把班长拉到门外，低声嘀咕着，不知说了些什么。班长进屋后，看了我们一眼，好像要对我们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我们都盯着他看，他说：散会吧，各人把东西收拾收拾，给家里写封信吧。班长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跟我们的管理员是密友，两个人经常通宵达旦地研讨马列主义，我们看到他钻进了管理员的宿舍，知道他们俩又研究国家大事去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班长走了，刘甲台为了王，他说：要打仗了，肯定是要打大仗了，我估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弟兄们，准备着上战场吧!

刘甲台的话激得我热血沸腾，打仗好啊，我太盼着打仗了。因为家庭出身不是贫下中农，政治上不受信任，见人矮三分，自卑得很，上了战场，用勇敢、用鲜血洗刷耻辱，让他们看着，中农的儿子作战勇敢，不怕牺牲，牺牲了也给爹娘挣一块烈士牌子，让他们在村子里昂起头，挺起胸，再也不必见人点头哈腰。我甚至想象到了自己英勇牺牲的情景，像董存瑞炸碉堡，像黄继光堵枪眼……我被自己感动得眼睛潮湿了……

熬到下午两点，所有的干部战士都集中到食堂里。餐桌上摆着我们班长那台刚换了四节新电池的红灯牌收音机，一拧开开关，充足的电流冲得喇叭嗡嗡地响。电池是我到村里的供销社里去替班长买的，遵班长嘱开了发票。我把电池和发票交给班长时，班长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死了。

班长的话像棍子一样把我打蒙了。这怎么可能呢？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当广播员说到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时，那个参谋手中的玻璃杯子掉在了地上，跌得粉碎。然后他就去找笤帚、撮箕子把碎玻璃弄了出去。当时我就感到这个杯子碎得没有道理，现在想起来更觉得没道理。他是那样吝啬的人，提前就知道毛主席死了，双手攥着杯子，怎么会掉在地上呢？这分明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表演，但我们的领导还是表扬了他，说他对毛主席阶级感情深。

毛主席死了，上级立即发来命令，让我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原来我们只有枪，没有子弹，进入一级战备，马上就发了子弹。我们用半自动步枪的，每人发一百颗子弹；用冲锋枪的，发一百五十颗子弹。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子弹，子弹袋子装得满满的，心里也感到沉甸甸的。上岗时，子弹上膛，一搂扳机就能放响。领导也背着手枪查岗，好像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单位人很少，营房跟老百姓的房子紧密相连，村子里的人几乎每天都到我们院子里来，有来借工具的，有来找水喝的，还有几个姑娘，跟我们的几个干部谈恋爱，进出我们营区，就像到自己家似的。进入一级战备，领导给我们警卫班下了令，老百姓一律不准进营区。我们执行命令，把老百姓堵在门外，一般的老百姓没有意见，但那几个姑娘有意见，有意见也不让进。紧张了两天，等毛主席的追悼会开过，大家就懈怠了。尽管上级还没撤销一级战备的命令，但领导把我们的子弹收了上去，说是怕出事。交了子弹，我们就更加懈怠了。我们单位在那几天里，匆匆忙忙地去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尽管信号微弱，画面跳动、扭动，几乎没法看，但村子里的老百姓还是来了。他们围在大门口要进来，我们执行命令不放他们进来，他们就发牢骚：还还"军民团结如一人呢"，还还"军民鱼水情"呢，忘了我们给你们抬担架送军粮那会儿了!这个村抗日时期是革命根据地，30年代入党的就有四十多人，省里、县里都有这村里的人当官，最大的一个在中央当部长，不好惹的。我们领导怕弄出矛盾来，就让我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然后开大门放人。我们一开大门，老百姓就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