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头目是机耕队的一个小伙子，与上官金童相识，他递过一张纸说：“这是你姐姐的遗书。我们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她送了回来，你想象不到她有多么重，可把这些老右压惨了。”

上官金童抱歉地对右派们点点头。他抖开那张纸片，看到上边写着：我是上官盼弟，不是马瑞莲。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到头来落了个如此下场，我死之后，祈求革命群众把我的尸体运回大栏镇，交给我的母亲上官鲁氏。

金童走到门板前，弯下腰，揭开蒙在她脸上的白纸看了看。上官盼弟眼珠突出，半个舌头吐到唇外。他慌忙盖好白纸，扑通跪在小头目和八个右派面前，说：“求求你们，把她抬到墓地去吧，我们家，找不到帮忙的人了。”

这时，母亲大声地嚎哭起来。

上官金童埋好五姐的尸体，拖着铁锹，刚走到胡同口，就被一群“红卫兵”揪住了。他们把一个尖顶的、用纸壳糊成的圆锥形高帽子，套在了他的头上。他晃了一下脑袋，纸帽子掉在地上。他看到纸帽子上写着自己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了一个叉号，墨汁淋漓，像黑红交融的血。旁边还写着：杀人奸尸犯。“红卫兵”用棍子在他屁股上抽了一下子，因为穿着棉裤，略有痛感，他夸张地嚎了一声。“红卫兵”们把纸帽子抬起来，勒令他像戏剧舞台上的武大郎一样矮下腿，把纸帽子套在他头上。套上后，用力往下砸了砸。一个狮鼻虎眼的“红卫兵”说：“扶住，再掉了，就打断你的腿。”

上官金童双手扶住高帽，摇摇晃晃往前走。他看到，在人民公社的大门口，已经站着一片戴纸帽的人。有浮肿得透明、肚子膨胀的司马亭，有小学的那位校长，有中学的教导主任，还有五六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公社干部，当年被鲁立人拉到土台上下过跪的那些人也都戴着高帽站在那里。上官金童看到了母亲。母亲旁边是小小的鹦鹉韩，鹦鹉韩旁边是独乳老金。母亲的高帽上写着：老母蝎子上官鲁氏。鹦鹉没带高帽，独乳老金戴着一顶高帽，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破鞋。

“红卫兵”敲锣打鼓，押解着牛鬼蛇神们游街示众。这天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集，街上人群如蚁，路两边蹲着一些人，守着草鞋、大白菜、红薯叶等等允许交易的农副产品。百姓们全都穿着黑色的、被一个冬天的鼻涕、油灰污染得发了亮的棉袄，上了年纪的男人，多半拦腰扎着一根草绳。人们的装束，跟十五年前赶“雪集”时几乎没有区别。赶过“雪集”的人，在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死亡过半，活着的也变成了老人。只有个别的人，还能忆起最后一个“雪公子”上官金童的风采。

当时的人们，谁也想不到“雪公子”竟成了“奸尸犯”。牛鬼蛇神们麻木地走着，“红卫兵”的棍棒“嘭嘭”地打着他们的屁股，打得不甚重，象征性的。锣鼓喧天，口号震耳，百姓们指指点点，大声议论。在行进中，上官金童感到自己的右脚被踩了一下，他没有在意。但又被踩了一下。他一侧面，看到独乳老金低着头和扬起来的目光，一些散乱的发黄的头发遮掩着她冻红了的耳朵。他听到她低声说：“混蛋个‘雪公子’，多少活女人等着你呢，你竟然去弄一个死尸！”他佯装听不见，眼睛望着脚前的地面和人们的脚后跟。“游完了街去找我。”他听到老金说。他心中纷乱如麻，对老金的不合时宜的撩拨感到深深的厌恶。

步履艰难的司马亭被砖头绊了一下，摔倒在地。红卫兵用脚踢他的屁股，他毫无反应。一个小个子红卫兵蹦到他的脊梁上，蹦了一个高。我们听到了一声类似气球爆炸的沉闷声响。一股稀薄的黄水，从他的嘴里涌出来。母亲蹲下，扳过他的脸，问道：“他大伯，你这是怎么啦？”司马亭微微睁开灰白的眼，看了一下母亲，便永久地闭上了。红卫兵把司马亭的尸体拖到路边的沟里。队伍继续前进。

上官金童看到一个熟悉的窈窕身影在密集的人群中晃动着。她穿着一件黑色灯芯绒上衣，围着一条咖啡色头巾，脸上蒙着一个白得发青的大口罩，只露着两只睫毛乱忽闪的黑眼睛。沙枣花！他几乎叫出声来。自从大姐被枪毙后她就跑了，一晃七年过去，这其间他听到过一个著名女贼的传说，说她偷了西哈努克夫人的耳环，他认为传说中的女贼就是沙枣花。几年不见，单从身形看，她已是个成熟的大姑娘了。集市上，在黑色的百姓间，搀杂着一些戴口罩、围头巾的人，他们是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沙枣花比那些知识青年更洋派。她站在供销社饭店门口往这边张望着。她迎着阳光。上官金童看到她的双眼亮得像玻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