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哭泣着，蹲在瓦盆前洗脸，墨汁很快把盆里的水染黑了。母亲站在我身后，喋喋不休地骂着，但我知道她骂的已经不是我。后来，她用水瓢舀着清水，哗哗地浇着我的头。她在我后边，抽抽答答地哭起来。流水从我的下巴和鼻子上，一股股注入瓦盆，由乌黑渐渐变得清明。母亲用手巾揩着我的头发说：“儿啊，当年，娘也是没有办法了。但上天造了你，就得硬起腰杆子来，你十八岁了，是个男人啦，司马库千坏万坏，但到底是个好样的男人，你要向他学！”

我点头答应了母亲。但我马上想起了吞金的事儿。我刚想向她坦白，上官来弟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家门。她已经成为区火柴厂的女工，腰上系着印有大栏区星光火柴厂字样的白围裙。她惊慌地对母亲说：“娘，他回来了！”

母亲问：“谁？”

“哑巴。”大姐说。

母亲用毛巾擦着手，悲哀地望着枯槁的大姐，说：“闺女，这大概就是命啊！”

哑巴孙不言用他的奇特方式，“走”进了我家院子。几年不见，他也见老了，戴得端端正正的军帽下，露出了斑白的头发。他的黄眼珠子更加阴沉，结实的下腭，像一片生锈的犁铧。他上身穿着簇新的黄布军装，紧紧系着风纪扣，胸前佩戴着一大片金光闪闪的奖章。他的双臂修长发达，肥大的、戴着洁白的棉线手套的双手各按着一个带皮扣子的小板凳。他端坐在一块红色的胶皮垫子上，垫子仿佛是臀部的组成部分。两条肥大的裤腿，在肚腹前系了一个简单的结，他的两条腿，几乎齐着大腿根被截掉了。这就是久别的哑巴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他的两条长臂按着小板凳，尽量往前伸，然后双臂一撑，半截身体便悠到前边，绑着胶皮的屁股闪烁着暗红的光芒。

他悠了五下，稳稳地坐在了离我们三米半远的地方。这样的距离使他不至于过分地仰起脸就能与我们进行目光交流。我洗头洗脸时溅出去的脏水流到他的面前，他双手倒退按地，把身子往后蹭了一下。看着他，我才明白，人的身高，基本上由双腿决定。剩下半截的孙不言，更显示出上半身的粗大威武。这个人虽然只剩下半截，但仍然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他直着眼看着我们，黑色的脸膛上，有一种相当复杂的表情。他的下腭还是像当年那样剧烈地抖动着，发出低沉而清晰的单音：“脱、脱、脱……”两行钻石一样的泪水，从他的金眼睛里流淌出来他把双手从小板凳里摘下来，高高举起来，嘴里“脱脱脱”着，摹仿着，比量着。我马上想到，从那年往东北转移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他是在问询大哑二哑的情况呢。母亲用毛巾捂着脸，哭着进了屋。哑巴明白了，他的头垂在了胸前。

母亲拿出了两顶沾着血的西瓜皮小帽，递给我，示意我转交给他。我忘记了肚子里的金戒指，走到他面前。他仰脸望着我细竹竿一样的身体，悲哀地摇摇头。我弯下腰——突然觉得不合适，便蹲下，把小帽交给他，然后手指着东北方向。我想起了那次悲惨的旅行，想起哑巴背着一个断腿伤兵撤退的情景，更想起了被遗弃在炮弹坑里的孙氏双哑可怕的尸体。他伸手接过小帽，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在辨别凶手或者死者的气味。他把这顶小帽放在双腿间，又把另外那顶小帽从我手里夺过去，粗略地嗅了一下，照样放在双腿间。

然后，在没接到任何邀请的情况下，他用双手走遍了我家的每个角落，正房和厢房，磨屋和储藏室。他甚至到院子东南角的露天厕所里转了一圈。他甚至把脑袋探到鸡窝里观察了一番。我跟随在他的身后，欣赏着他轻捷而富有创造的运行方式。在大姐和沙枣花栖身的房间里，他进行了上炕表演。他坐着，双眼齐着炕沿，我为他感到悲哀。然而接下来的情景证明我的悲哀很是多余。哑巴双手抓住炕沿，竟然使身体脱离地面而慢慢上升，如此巨大的臂力我只在杂耍班子里看过一次。他的头超出炕沿了，他的胳膊嘎叭叭地响着，猛然撑起，便将身体扔到炕上。初上炕时他有些狼狈，但很快便恢复了庄严的坐姿。

哑巴坐在大姐的炕头上，俨然是一个家长，也挺像一位首长。我站在炕前，自我感觉是一个误闯入他人家庭的外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