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湖县看，掰着指头数，老同志剩下有限的几位，要论资排辈的话，开辟工作到打下江山，恐怕就数支队长和——”

于而龙深感自己不配开拓者的荣誉，马上纠正：“要说早，还是牺牲在县城西门的赵亮政委，他是党最早从南方根据地派来的。也是最早成立的县委负责人。那时石湖、滨海两县通共十几个党员，应该说都是他播下的革命火种。”

“那是自然，我的意思是本乡本土，最早起来闹革命的，也就是支队长，还有纬宇叔，是硕果仅存的了。支队长是揭竿而起，纬宇叔从北平带回‘一二九’运动的影响……”

对于王惠平似是而非，驴唇不对马嘴的议论，才知道篡改历史已成为一些人的癖病，使他觉得可笑而又愤慨；幸而如今他落魄了，已经锻炼得心平气和，不那么爱生波澜。早个十年，他真会拍案而起，使伪造历史者下不了台。但尽管如此涵养，那种使得他嫉妒和愤激的情绪，又像三十年前，把他紧紧控制了。他弄不懂，同时又禁不住奇怪、诧异为什么当时支队里有些年轻人，很快被王纬宇征服，像行星似的围绕着他转？石湖湖滨就有一种红的或者黑的蜻蜓，在湖岸边上飞翔，逗引着顽童去捕捉它，而不小心失足跌进湖荡里溺死；于而龙认为王纬宇该是鬼蜻蜓之类的法师。记得眼前坐着的县太爷，来支队没过几天，就再也不提是芦花动员他来抗日，是芦花护送他过的封锁线；而跟王纬宇联了宗，排了个转折亲，东拐西拐，认了一个叔，亲亲热热地一直叫到了今天。

岂止在石湖支队，王纬宇来厂以后，他也照样吸引了一批年轻人，最明显的，就是那一口一声“王老”的高歌了。

啊！高歌，就是那颗突然在地平线上亮起，而且是一颗上升的闪亮明星；就是被王纬宇捧为革命小将的，红得发紫的人物；就是最早围着“王老”转的一颗小行星，蓦地里，像天马座那颗超新星爆裂似的，甚至王纬宇这颗恒星也可以沾上一点光了。

他还记得十几年前，这个毛头小伙子，一个忸怩的中学生，是怎样尴尬地闪在他父亲的身后，垂着眼皮，出现在他面前。那时，高歌显然被厂长办公室的声势和气派，以及进来出去请示报告的人员，那种规矩小心的态度给震慑住了。

高师傅是给于而龙开了多年小车的老司机，在办理完退休手续以后，照例，也是厂矿企业里一种传统，送他儿子进厂工作，接他的班，当世袭工人。

“厂长（其实于而龙早就是党委书记兼厂长了）！我把我那小子领来了，让你瞅瞅。”

“好啊！让我来过过目，是不是一匹好马驹？”于而龙离开了那至少有三平方米大的写字台——他弄不懂“专家”别尔乌津要这大写字台干什么？为他，厂里至今还有一间谁也打不来的弹子房，唉，黔之驴啊！——绕着走来向他们父子俩开玩笑地打招呼：

“挺不错的小伙子吗！怎么，会打篮球吗？”

高歌摇摇头。

“他就喜欢吹拉弹唱，没个正经出息。”

“好啊！厂里有个文艺宣传队，正缺人。这么说，你会唱两嗓子了。”

“是的是的，嫌原来名字俗气，自己跑到派出所改了，叫什么高歌。嘿，难听死了，一点都不顺口。”

“很不错嘛，高歌猛进。”

高歌不那么胆怯了，传闻中十分威严厉害的于而龙，连王爷坟石人石马都躲着他的厂长，倒并不那么可怕。相反，态度和蔼，言谈亲切，因此不再拘束和紧张，而是感到他父亲未免太过于谦恭地恳求，大有损于年轻人的体面和自尊。高师傅嗫嚅地说：“厂长，看我多年的面，把他收留下来吧，学什么手艺都可以，有碗饭吃就成啊！”

若干年后，高歌在重新描述这段往事时，十分痛心地说：“于而龙逼我父亲不得不奴颜婢膝地，跪在地下向他哀求，才许我进厂。他手里有什么，不就是权么？”于而龙无法辩白：“有什么办法，夫子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他当时就是那样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