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太太道：“不瞒你说，我探甄会长的口气，却是很愿意还来和你们贵经理合作。

一个是议员，一个是女界有名人物，哪怕作不出一番事业来！无奈这位文先生把婚约总是一口不认账，倒弄得甄会长没有办法。“杨杏园道：”果然能够这样办，倒也是珠联壁合的一桩好事。可借文君却有家眷在北京，和甄先生有许多不便。“赵太太道：”那倒不要紧。中国的婚姻，原是多委制，不妨通融的，只要算两头大就行了。“杨杏园见她怒气全息，编稿子要紧，就用不着再往下说了。心里计算着，用眼睛侧过去一看，见她放在桌子上的那一卷字纸，里面有本账簿，有一页卷了过去，露出一行字，上面写道：”收到陈宅捐款三角。“赵太太看见杨杏园的眼睛射在捐簿上，老大不好意思。赶紧站起来，把那一卷纸重新包了起来。说道：”你们有事，我也不便在这里搅乱。那一段新闻，费神更正一下。“杨杏园道：”那是自然，明天一准见报，请你放心。“这位赵太太来的时候本是一团火气，这时见杨杏园十分客气，不好意思与报馆为难，也就只得走了。

过了一会儿，文兆微自己也到编辑部里来了。杨杏园道：“兆翁，今天有什么特别新闻没有？”文兆微道：“今天晚上，有两个饭局，听了笑话不少，正正经经的消息，倒没有听见。”杨杏园笑道：“你没有听见好消息，本馆倒有好消息呢。”

就把刚才的话，从头至尾告诉了他。文兆微道：“这个东西，真是不要脸，我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们不是外人，这一段历史，我可以略微告诉你一点。当年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她穷的无奈何，四处姘人，好找点旅费。她因为探得先严是作过总督的，料定我家里有钱，就搬到我一个旅馆来住，极力和我联络，指望敲我一笔钱。我明知她的来意，不能不防备她一点，就请了一个同乡的议员，住在一个屋子里，打断她的念头。偏是事有凑巧，有一天，这位同乡有事到香港去了，又有个朋友，送了我两瓶白兰地。她得了这个机会，就跑到我房间里来要酒喝。喝了酒，说是头晕，倒在我床上，就假装睡着了。”杨杏园听了这话手上正学着抽卷烟玩，把手指头将烟灰弹在烟灰缸子里，拿起来又抽上两口，呼着烟望着文兆微只是微笑。文兆微道：“你以为我和她还有什么关系吗？咳！你不知道，她那一个粗腰大肚子，看见了已经教人豪兴索然，加上她说话，满口臭气熏人，谁敢惹她。当时我看见她睡在我床上，十分着急，便打算走出去。谁知她一翻身起来，将门一拦，眯着眼睛，对我发笑。说道：”哪有客在屋里，主人翁逃走的？‘我被她挡住，没有法子，只好在屋子里陪着她。她就借着三分酒遮了脸，正式和我开谈判，要和我结婚。我说我家里是有老婆的，要和你结婚，岂不犯重婚罪？她说：“外面一个家眷，家乡一个家眷，这种办法，现在采用的很多，要什么紧？’说着，把衣服脱了，就睡在我床上。她说我要不照办，她就不起来。这一来，真急得我满头是汗，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只得和她说了许多好话，许了许多条件，她才勉勉强强把衣服穿起。从此以后，她逢人就说我和她有婚约，一直闹到打官司。”杨杏园道：“她既然提起诉讼，当然有婚约的证据。那末，兆翁不是很棘手吗？”文兆微道：“说来可笑，她的证据，就是在外面拾来的一个野孩子。便说这孩子是我和她养下来的。”杨杏园道：“硬说的办法，这并不能算证据呀？或者面貌和身体上的构造有点相同，那末，勉强附会，方说得过去。”文兆微听了这话，把一张长满了连鬓胡子的脸，涨得青里泛红，伸着手只在耳朵边搔痒。说道：“她何尝不是这样说呢？她说这孩子身上有一个痣，我身上也有一个痣，长在同样的地方。其实却并没有这回事。由官厅判决了，婚约不能成立。这时我和她的事，已经一刀两断，谁知道到了北京，她又常常来胡闹。”

杨杏园笑道：“她既然甘心当如夫人，你又何妨归斯受之而已矣。”文兆微道：“哈哈！天下也没有娶三四十岁的人作姨太太的道理呀？”说到这里，舒九成回来了。说道：“谁娶三四十岁的人作姨太太？”杨杏园就把甄佩绅的事，略微说了几句。文兆微不愿再往下说，便道：“我还要到俱乐部去绕个弯儿。”说毕，便出编辑部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