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二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众所周知，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懮。感受可以咽下，隐懮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ｅｖ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数据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