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6年5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6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趴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