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是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我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30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21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惟一值钱的手表，换了70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