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好容易让他逮住一个茬儿，研究所里的一个技术员政治学习的时候说了一句：“党内民主生活，我觉得还不够健全，有的人上台也没经过选举，只凭一个人的一句话，这和封建社会的皇帝传位有什么两样? ”

孔祥立即让政工部门把这个情况编人政工简报，火速上报，就差没在信封后面插上三根鸡毛。简报中还指出，这种言论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那种认为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不再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观点，是一种极右思潮的反映。云云。

他还几次三番地给公安局打电话，要求公安局把那个技术员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那些天他可着实地忙了一阵。闹得政治部跟着他团团转，闹得公安局左右为难，到了最后人家一听是重工业部的电话都没人愿意接了，谁都怕和他沾包儿。电话里，又是帽子、又是威胁、上纲上线，听那意思，要是不按他的意志把那个技术员抓起来，他真敢告发公安局包庇现行反革命。

公安局的一位小伙子说：“我算服了这位部长了，比公安局还公安局，没准将来咱们这个公安局全得让他专了政。”

孔祥那一套话里卖的什么药何婷全清楚，她的嘴角撇得像个瓢。

反正不是传真电话，只能听，不能看。何婷没有工夫听他过这个瘾，也说不定一会儿就有什么要紧事把他扯走，那她这个电话就算白打了。

“孔部长，我个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您照顾一下呀。”

照理这事不便在电话里说，去办公室找他也不合适，让秘书听了去，谁能担保他是拆台还是补台，有时一件事的成败全在一句话。别看这个老头，懵懵懂懂，糊糊涂涂，离了秘书话都说不清楚，“乌纱帽”的观念可是一清二楚。只要有一句话让他听起来不那么清楚，不那么顺当，琢磨三天也没琢磨透，他这里就得风吹草动，一推六二五。

何况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后门可以走，但万万不可招摇，否则这叫什么后门。

何婷也不便到孔祥家里去。一九六二年那时候她还在干部司工作，正在孔副部长的麾下，常去探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她提处长的前前后后，去得勤了一些，最后一次几乎是让孔祥的夫人撵出来的，当时那个尴尬劲儿，直到今天仍是记忆犹新。

何婷和孔祥确实没有那一手，但何婷相信这一条：女人在男人那里，比男人在男人那里好办事。在不丧失原则的情况下，利用一下这个有利的因素又有什么不可。

她接着说：“我那个小女儿，就是妞妞嘛，小时候还叫您干爹呢，大学快毕业了。咱们部里的研究所正好有个名额，现在研究所的人事部门已经同意要了，他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部里，只要您批个同意这事就算妥了。”

“研究所? 好像有这么回事——”孔祥在回忆着。

“您已经看见呈文了? ”何婷没想到这么快。

“不，不是。有人向我提过，说前不久研究所有个处长和他的老伴先后去世了，留下三个孩子。老二、老三还小，需要照顾，老大也是即将毕业的一个大学生，希望把他安排在研究所……”

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孔祥不应该把这个情况当面捅给她，让她怎么往下说?又怎么表态才合适呢? 孔祥是不是有意拿捏她呢? 何婷那白白净净的脸上，一霎间飞起了一块块不均匀的红斑，像是得了荨麻疹，她真恨不得把手里的电话筒“叭”的一声砸下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