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他原想给她消忧解愁的，没想到反倒给她添了烦。

从学校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事无巨细，他们永远可以找到吵个没完的分歧。也不知他们之中到底谁没有长进，或是他们都没有长进，长进的只是社会。

贺家彬每每只好迁就。他站在叶知秋的面前，叉开腿，摊开手，说：“你看看我怎么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 我的社会责任感比冯效先和何婷那样的人差多少? 好吧，好吧，我以后注意就是。”那口气，就好像他在赏她的脸。

叶知秋自愧地微笑：“我在教你耍滑头。”

“没有办法，你是实际的。要不是方文煊局长做工作，差点通不过。要按何婷的本意，她才不会同意我呢。造的舆论真不少，左刁难、右刁难，把一个共产党，当成她们家开的小饭铺了。她想什么时候开门就什么时候开门，她想什么时候关门就什么时候关门，她看谁不顺眼就不接待谁……要抓我的小辫子，自然有的是，都是我平时随口说出来的废话。”

“哪些方面呢? ”叶知秋问。

“首先是意识有问题。说我赞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淡化。

为什么家庭不应该淡化? 随着私有制的最后消灭，家庭这个细胞非破坏不可。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组合生活，将不再依赖法律的制约……因此，他们又说我提倡性混乱。简直无知到了极点。解放这许多年，我们只注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却很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伦理学……“

叶知秋觉得好笑：“你那是若干世纪以后的事，太远了，现时就是不懂，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得考虑大多数人现有的精神水准。”

贺家彬说：“不对，不研究这些，就很难使我们的精神文明达到应有的、与社会主义这个称号相称的高度。”又要吵起来了，贺家彬不愿。他接着说下去，“第二，指责我立场有问题。我对何婷说：‘请你说具体一点，别扣大帽子。’”她说：‘你是不是说过，每人长五级工资也不算多，国家欠了人民的账。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我说：‘每个人应该长五级工资的话我不记得说过没有，但我以为每个人都应该长工资，不长，国家是欠了账的。’”她说：‘国家现在有困难呀，你知道不知道? ’“我说：‘这和困难不困难有什么关系? 我指的是有人在调整工资的工作中起消极作用，比方说你。’”我? ‘她本来是想给我扣帽子的，没想到我又给她甩了回去。

她根本不明白我的话，一双眉毛挑得老高。说：‘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国家总理? ’“‘很简单，你可以把长工资这件事搞得更合理一些。根据提工资的条件，罗海涛不应该长，群众明明没提他。小温应该长，群众一致同意，可是你把小温的名字抹了下来，硬把罗海涛提了上去，同志们有意见，你还说大家串通好了给组织出难题。你不承认你把事情搅和得乱上加乱了吗? ’”她急眼了。使劲儿地拍桌子，说：‘现在我们要考虑你的党员资格问题。’“我说：‘你别拿这个问题威胁人，这个账你得记上，你今天给我拍了桌子。你凭什么给我拍桌子? 我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不是你家的小听差，你给我耍态度是不对的。’”她又给我告到冯效先那里。冯效先批评我：‘你和处长记账可不好，你不应该和何婷同志吵架、顶嘴。即使她不对，她也是领导，这里面有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你看，除了立场问题，又来了个对组织的态度问题。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把领导个人和组织等同起来呢? ”最后，又说我生活作风有问题，无非因为我常去照顾一下万群的生活。难道我们都不去管她，让她独自一人孤儿寡母地去挣扎……“

“唉，她应该结婚。”叶知秋把别人的婚姻问题都看得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