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 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去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 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 每每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