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这块土地理应开始出现转机，然而遗憾的是流传了几千年的积习难改，似乎坏习惯非推到它的极端不可，似乎中国人非要彻底破产才能彻底觉悟。我们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原子弹氢弹爆炸了，但一方面我们搞出了前人从未搞出的玩意儿，做出了许多伟大的创举，而另一方面却又以空前巨大的规模捣毁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残余，包括一点可怜的森林在内。一儿五八年炼出的一堆废铁，就不知消灭了多少森林面积。以后为了解决眼前迫切的吃饭问题，又以百倍的积极性焚林开荒，毁林造田。自然的绿色被亿万绿军装在地图上一寸一寸地啮食掉。待一九七八年，亿万人脱下统一的制服换上各自喜爱的衣裳，俯首环顾，方知我们几乎全体是立足在一片不毛之地上。

绿色哪里去了？生命的活力哪里去了？智慧的光芒哪里去了？

农民不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受封建自然经济长期熏陶的头脑认为“城市”这个概念就是完全和“农村”截然不同的地方。城市怎能有草？城市长了草就是衰败的景象，不是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样的句子么？请看原来的天安门广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是以其大而无当，以其空荡荡，以其不见一点生命的绿色著称于世界的。一九六八年，我第二次被劳改当局释放，到北京看我亲爱的母亲，路过大街小巷，到处见居委会的女士们率领灰色的民众与路面墙根的缝隙中生出的小草进行顽强的搏斗，美其名曰要建设一个“红色的首都”。“红海洋”下不容寸草生长。

近年来，天安门广场破天荒地披上了一片绿色，植了树木花草，别以为这仅仅是城市规划的改变，这里面显现了观念的巨大而痛苦的转变，显示了新一代领导人素质的改变。有道是见微知著，从天安门前虽然有了一株小草上就可看见明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遍布绿色。

在农民思想占上风，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熏陶的头脑占上风的时代，中国林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砍木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上好像存在这样一个等式：林业一乔木一木材一效益。尽管六十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示林业部要注意造林，要把造林放在工作的首位，但他科学的远见怎能抵挡“革命”的蠢见。聪明有“绝顶”，愚蠢却没有底，而更可怕的是天才的愚蠢。

当然，天才毕竟是天才，我们也曾喊过“以农业为基础”、“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但是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从不能很好地落实自己喊出的正确口号，却总是随意性地做错事。本来嘛，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坎坎伐檀兮”，林木既然自己有再生能力，又何必我们去操心呢？难怪一个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敢跟日本人打，敢跟美国人打，敢跟俄国人打，这种寸土必争的精神值得钦佩，但你们却不知爱惜它。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冻得抖抖索索的土地终于引起新一代的领导人注意，总算有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出现，为此设立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局，简称”三北林业局”，直属中央林业部领导。谚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是”前人砍树后人栽”，然后才能谈得上给我们的后代一巴掌荫凉的地方。

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在三北林业局，李建树、高庆有两位局长与我娓娓而谈。尽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十年间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能造林保存一亿三千多万亩，早期营造的林木已见了生态上的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两位局长的眉头仍紧蹙着。我欣赏这种有了成绩仍忧心仲忡的人，这是有头脑有远见的表现。坏习惯旧观念，不是一瞬间就能彻底改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一个起点，站起来的勇士们时时刻刻总感到自己是在雾中的泥淖里跋涉。泥淖望不到边，甚至你都看不到自己脚下，只觉得行走困难却不知是哪一块泥团吸住了你的脚板。现在，第一期工程（一九七八——一九八五）预算所拨的十亿元仅拨了三亿元，第二期（一九八六——一九九五）的经费依然是年年拖欠。局长们天天等米下锅，奔走于中央各有关部门要求兑现。

“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被称为“绿色长城”，在国际上列为“世界生态工程之最”。世界生态工程的历史上有这样四大项目：罗斯福工程、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非洲五国联合绿色坝，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三北防护林”。第一项、第二项早已完成，第三项正在顺利地建设着，唯独我们的这一项，进行得既坎坷又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