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拉着磨，一边歪着头看旋转的磨盘。隆隆隆响着磨，刷刷刷落着面。我觉得又新鲜又好玩。磨盘上边有两个磨眼，一个眼里堆着红高粱，一个眼里插着两根扫帚苗儿。

“娘，插扫帚苗儿干么？”我问。

“把磨膛里的面扫出来。”

“那不把扫帚苗研到面里了？”

“是研到面里了。”

“那不吃到肚子里了？”

“是吃到肚子里了。”

“人怎么能吃扫帚苗呢？”

“祖祖辈辈都这么着。别问了，烦死人了。”娘不耐烦了。

“娘，什么时候有的石磨？”珠子问四大娘。

“古来就有。”

“谁先凿出第一盘磨？”

“鲁班他媳妇。”

“谁是鲁班他媳妇？”

“鲁班他媳妇就是鲁班他媳妇。”

“鲁班他媳妇怎么会想到凿磨呢？”

“鲁班他媳妇牙不好，嚼不动囫囵粮食粒儿，就找来两块石头，凿了凿，呼呼隆隆推起来。”

在娘和四大娘嘴里，世界上的一切都很简单，什么答案都是现成的，没有不能解释的事物。

我们都不说话了，磨屋里静下来。一缕阳光从西边的窗棂里射进来，东墙上印着明亮的窗格子。屋里斜着几道笔直的光柱，光柱里满是小纤尘，像闪亮的针尖一样飞快游动着。墙角上落满灰尘的破蛛网在轻轻地抖动着。一只壁虎一动不动地趴在墙壁上。初上磨时的新鲜感很快就消逝了，灵魂和肉体都在麻木。磨声，脚步声，沉重的呼吸声，一圈一圈无尽头的路，连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总想追上四大娘，但总是追不上。四大娘很苗条的腰肢在我面前晃动着。那道斜射的光柱周期性地照着她的脸，光柱照着她的脸时，她便眯起细长的眼睛，嘴角儿一抽一抽的，很好看。走出光柱，她的脸便晦暗了，我愿意看她辉煌的脸不愿意看她晦暗的脸，但辉煌和晦暗总是交替着出现，晦暗又总是长于辉煌，辉煌总是一刹那的事，一下子就过去了。

“娘，我拉不动了。”珠子叫了起来。

“拉，你哥哥还没说拉不动呢，你这么胖。”四大娘说着，把腰弯得更低一些，使劲推着磨棍。

“娘，我也拉不动了。”我说，是珠子提醒了我。

“还打架不打了？”

“不打了。”

“玩去吧。”

我和珠子雀跃着逃走了。走出磨屋，就像跳出牢笼，感觉到天宽地阔。娘和四大娘还在转着无穷无尽的圆圈，磨声隆隆隆，磨转响声就不停。

这次惩罚，说明了我和珠子已经具有了劳动能力，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此结束了。我和珠子成了推磨的正式成员，尽管我们再也没有打架。娘和四大娘都是那种半大脚儿，走起路来脚后跟捣着地，很吃力。我已经十岁，不是小孩了，看到娘推磨累得脸儿发白，汗水溻湿了衣服，心里十分难过。所以，尽管我讨厌推磨，但从来也没有反抗过娘的吩咐。珠子滑头得很，上了磨每隔十分钟就跑一次厕所，四大娘骂她：“懒驴上磨屎尿多。”娘轻轻地笑着说：“她还小哩。”

娘和四大娘并不是天天推磨，她们还要到生产队去干活儿。后来，她们把推磨时间选择在晌午头、晚饭后，这时候学校里不上课，逃不了我们的差。

在这走不完的圆圈上，我和珠子长大了。我们都算是初中毕了业，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高中，我们没有钱去上学，便很痛快地成了公社的小社员了。我十六岁，珠子十四岁，还没列入生产队的正劳力名册。队里分派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割草喂牛，愿去就去，不愿去拉倒，反正是论斤数算工分。

我和珠子已经能将大磨推得团团转了，推磨的任务就转移到我俩肩上。娘和四大娘很高兴。从十五岁那年开始，我开始长个了，一个冬春，蹿出来一头，嘴上也长出了一层黑乎乎的茸毛。珠子也长高了，但比我矮一点。记得那是阴历六月的一天，天上落着缠缠绵绵的雨。娘吩咐我：“去问问你四大娘，看她推磨不推。”我戴上斗笠，懒懒地走到四大娘家。父亲坐在四大娘的炕沿上抽烟。四大娘坐在炕头上，就着窗口的光亮，噌噌地纳鞋底子。“四大娘，俺娘问你，推磨吗？”我问。四大娘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了闪，说：“推吧。”接着她就喊：“珠子，盛上十斤玉米，跟你哥哥推磨去。”珠子在她屋里很脆地应了一声。我撩开门帘进了她的屋，她坐在炕上，只穿一件紧身小衫儿，露着两条雪白的胳膊，刚发育的乳房像花骨朵一样很美地向前挺着。我忽然吃了一惊，少年时代就在这一瞬间变成了历史，我的一只脚跨进了青春的大门。我惊惶地退出来，脸上发着烧，跑到院子里，高声喊：“珠子，我在磨房里等着你，快点，别磨磨蹭蹭。”雨点敲打着斗笠，啪啪地响，我心里忽然烦恼起来，不知是生了谁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