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精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p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