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陈伯琦道:“那边那一班人,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兵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兵船,那希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舢舨,抢敌船,于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么!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他是个甚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位两江总督,最是以察察为明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那一个是实力奉行的,徒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蚕桑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三万银子,包办这件事。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三水县乡名)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芦包以上,两岸三四百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两天,就做好了。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
我道:“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琦道:“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厘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察看。藩台奉了宪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厘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宪恩,怎样病商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然后让坐。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这管带也对付得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阅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呵呵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道:‘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道:“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甚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继之道:“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琦道:“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了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动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道:“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琦道:“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
我道:“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琦道:“不然,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阅操,阅到一个甚么军,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阅到这甚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道:‘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末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合机宜’。”继之笑道:“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怀,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