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甚么名气呢？”杏农道：“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的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映芝这两年，闹的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馆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防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动。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