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末了，却闹出这个顽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

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一百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装，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十元，那个八元，统共也有一百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去，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两首诗，到了栈房时，便誊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剪了两件衣料，到算帐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p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哪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

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纷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哎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房问时，帐房道：“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帐房道：“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哪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的哭了。帐房问了备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无奈一时哪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