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禹^[yǔ]听了，再拜稽首，仍是推辞，说道：“现在朝廷之上，功臣甚多，清帝个个卜一卜，哪个最吉，就是哪个，不必一定是臣。”帝舜^[shùn]道：“伯禹！朕早已占过了。占卜之法，自己先定了主意，再谋之于玄龟。现在朕志先定，问之于众人，亦无不赞成，鬼神许可，龟筮协从，卜筮之道，决不袭吉。何必再占呢。”伯禹只是个固辞，帝舜一定不许。伯禹不得已，只得拜手受命。择了正月上日，受命于神宗帝尧^[yáo]之庙，一切礼节，都和从前帝舜一样。

过了几日，伯禹就决议恢复九州之制。原来伯禹治水之时，早将九州之贡赋规划妥当。不料成功之后，帝舜主张分为十二州，业经帝尧允许，伯禹不愿与帝舜意见相左，所以那九州贡赋之制始终未曾拿出来。现在既然受命摄政，规划经国之要，财用最急，而贡赋又为财用之所自出，因此先行恢复九州之制，然后再将从前所定贡赋之法颁发于诸侯。其大致定王畿能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开去。王畿千里，其外东西南北四面各五百里，叫作甸服。甸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候服。侯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绥服。绥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要服。要服之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叫作荒服。五服之中，甸服逼近王畿，归天子直辖，其法用赋。赋者，上取于百姓之意。其余四服，皆系诸侯之地，其法用贡。贡者，下之所供于上也。

伯禹这种办法是个中央集权之法。比到帝舜的颁五瑞更要进一层。因为那五瑞不过是受中央之命令，还是名义上之统一，如今不但名义上须受中央之统率，并且实际上每年须拿出多少货物来供给中央政府。货物的多少与种类都由中央政府指定，无可避减。诸侯的肯以服中央与否，从前不甚看得出，因为他实际虽已背叛，而表面上并无表示，亦只好由他去。如今每年须纳多少之贡物，贡物不到，即是背叛之据。而且从前还可以推说交通不便，不能朝贡，自从伯禹治水之后，早将九州的道路规定好了，而且帝都即在大河之旁，各处之水大半与河相通，所以大半都是水路，如同雍州到冀州，是从积石山坐船，绕过从前的阳纤大泽，直到龙门山，再越山而达渭水，就可以径到帝都了。从梁州到冀州，由西倾山下的桓水坐船，经过潜水、沔水，翻过山，到渭水就可以由大河人帝都。从衮州到冀州，但须在济、漯二水中坐船，即可以由河而达帝都。从青州到冀州，由汶江水坐船，转入济水，以达于河。从徐州到冀州，由淮水、泅水中坐船，径到大河。从扬州到冀州，由大江中坐船，人于淮水、泅水，以达于河。从荆州到冀州，或者由江之沱水，或者由汉之潜水坐船，越过山，到洛水，以达于河。从豫州到冀州，径从洛水即可达到。

照这个情形看起来，不但将贡物规定好，而且贡道亦预先指定。伯禹的计地真可说定得周到。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计划帝舜办不到，伯禹办得到，是什么原故呢？因为当时洪水泛滥，全靠他平治的原故，伯禹既然代各地诸侯治平了洪水，保全了他的领土，那么他们应当对于伯禹有点报酬，所以伯禹趁势规定贡赋之法，他们是决无异言的。而且伯禹亲历各地，情形熟悉，那种神力诸侯又是亲见而亲闻，就使要反抗，亦有所不敢。

因此之故，伯禹恢复九州之后，贡赋之法就实行，但是诸侯之中亦竟有敢反抗的，就是有苗。

原来那成驹恢复从前左彭蠡右洞庭之旧地以后，三苗遗民群起欢迎，声势已不小，但还不敢公然背叛。到得此时，贡法颁布，成驹等便商议起来，决计不肯遵例纳贡。又阻遏南方各国，使他们亦不能人贡。成驹等所最恨的是玄都氏之国。因为三苗从前和伯禹交战的时候，玄都氏的遗民曾经助伯禹做间谍，充向导。后来又分裂他的土地，以立为国，所以最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