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及屡降诏招复业者，免其岁之租，然以国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还。兴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悬赏募人捕亡户，而复虑骚动，遂命依已降诏书，已免债逋，更招一月，违而不来者然后捕获治罪，而以所遗地赐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岁饥而赋役不息，所亡户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复业者，论如律。」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故集庆军节度使温迪罕达言：「亳州户旧六万，自南迁以来，不胜调发，相继逃去，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

○通检推排

通检，即《周礼》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乡之众寡、六畜、车辇，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国初占籍之后，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师旅之余，民之贫富变更，赋役不均，世宗下诏曰：「粤自国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时，兵役并兴，调发无度，富者今贫不能自存，版籍所无者今为富室而犹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检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无不均之叹，以称朕意。凡规措条理，命尚书省画一以行。」又命：「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为功，弘信检山东州县尤为酷暴，棣州防御使完颜永元面责之曰：「朝廷以正隆后差调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残暴，妄加民产业数倍，一有来申诉者，则血肉淋离，甚者即殒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对，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诸路通检不均，诏再以户口多寡、贫富轻重，适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检以来十余年，贫富变易，赋调轻重不均，遣济南尹梁肃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

二十年四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户，富贫差发不均，皆自谋克内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从，轻重不一。自窝斡叛后，贫富反复，今当籍其夹户，推其家赀，傥有军役庶可均也。」诏集百官议，右丞相克宁、平章政事安礼，枢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猛安谋克仆从差使，余无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数目，止验产业科差为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验财产，多寡分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点检襄言：「括其奴婢之数，则贫富自见，缓急有事科差，与一例科差者不同。请俟农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见上闻。」上曰：「一谋克户之贫富，谋克岂不知。一猛安所领八谋克，一例科差。设如一谋无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与同，岂得平均。正隆兴兵时，朕之奴婢万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马，岂可谓平。朕于庶事未尝专行，与卿谋之。往年散置契丹户，安礼极言恐扰动，朕决行之，果得安业。安礼虽尽忠，未审长策。其从左丞通等所见，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谓宰臣曰：「猛安谋克多新强旧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当自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诏令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兴府事完颜乌里也先推中都路，续遣户部主事按带等十四人与外官同分路推排。

九月，诏：「毋令富者匿隐畜产，贫户或有不敢养马者。昔海陵时，拘括马畜，绝无等级，富者幸免，贫者尽拘入官，大为不均。今并核实贫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几无不均之弊。」张汝弼、梁肃奏：「天下民户通检既定，设有产物移易，自应随业输纳。至于浮财，须有增耗，贫者自贫，富者自富，似不必屡推排也。」上曰：「宰执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愿也。」肃对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尝为南使，先自添物力钱至六十余贯，视其他奉使无如臣多者。但小民无知，法出奸生，数动摇则易骇。如唐、宋及辽时，或三二十年不测通比则有之。频岁推排，似为难尔。」二十六年，复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数。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钱三百五万余贯，除三百万贯外，令减五万余贯。今减不及数，复续收二万余贯，即是实二万贯尔，而曰续收，何也？」对曰：「此谓旧脱漏而今首出者，及民地旧无力耕种，而今耕种者也。」上曰：「通检旧数，止于视其营运息耗，与房地多寡，而加减之。彼人卖地，此人买之，皆旧数也。至如营运。此强则彼弱，强者增之，弱者减之而已。且物力之数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数不在多寡也。朕恐实有营运富家所当出者，反分与贫者尔。」